2025 年的台灣保險業，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點。我們目睹了兩股看似獨立、實則源於同一種「定價失靈」邏輯的風暴正在匯聚。
一邊，是壽險業纏繞多年的沈屙——「利差損」。
長期銷售的高預定利率保單，將負債端成本鎖定在 3%~4% 的高水位，在國內長天期債市深度不足的環境下，迫使業者將超過 22 兆新台幣（約佔可運用資金七成）配置於海外。
這導致壽險業必須在匯率市場上進行大規模避險。根據金管會主委彭金隆近期在立法院的備詢資料，今年全年的匯率避險成本預估將直逼 4,000 億元大關。
另一邊，則是過往熱賣的實支實付醫療險。
由於早期定價模型嚴重低估醫療通膨（Medical Inflation）的斜率，加上「副本理賠」制度誘發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導致部分舊制商品的損失率據市場資訊已突破 200%。
亦即，保險公司收取 100 元保費，長期平均卻需支付超過 200 元的理賠金，形成了典型的「費差損」。
這兩個議題，表面上一個是匯率與利率的總體經濟問題，一個是醫療與精算的個體經濟問題；但在財務學者的眼裡，它們指向了同一個核心病灶：對「長期保證」的濫用，以及對「尾端風險」的系統性低估。
一、實支實付的「通膨」：當保險定價脫離風險實質
對一般民眾而言，近期最有感的莫過於實支實付醫療險的費率調整，許多人將其直觀地解讀為「保費通膨」。然而，從保險精算的學理來看，這其實是「價格回歸價值」的必要修正。
主管機關已定調調整原則：針對損失率顯著偏高的商品，首年調整上限為 30%，其後每年最高可再調升 10%。這並非保險公司無度索求，而是過去的商品設計存在嚴重的「定價錯位」。
在舊制下，實支實付醫療險不僅保障範圍廣，更關鍵的設計缺陷在於容許「副本理賠」。在經濟學上，這破壞了保險的「損害填補原則」。
當被保險人可透過同一醫療行為獲得超過實際支出的理賠時，便創造了強烈誘因進行不必要的醫療消費，形成「一病多賠」的扭曲現象。
疊加近年來醫療科技的飛躍性發展——達文西手術、質子治療等高價自費項目日益普及，以及健保財務壓力下部分成本向自費市場轉嫁——實際的醫療通膨率遠高於一般物價指數。
當初保險公司以靜態、樂觀的發生率假設來定價長期的醫療風險，如今已被動態的醫療行為與通膨狠狠擊潰。
金管會自去年起推動的新制，強制要求新銷售商品回歸「正本理賠」，並落實損害填補原則，這在學理上無疑是正確的方向，能有效遏制未來的道德風險與逆選擇。
然而，對於存量巨大的舊保單，基於契約信賴保護原則，改革無法溯及既往。這意味著，舊保單累積的虧損黑洞，只能透過未來數年的費率調整與商品結構轉型逐步消化。
這不僅是商業損失，更是早期「高 CP 值」行銷策略所留下的負外部性。
二、利差損與避險：數千億級別的「期限錯配」代價
如果說實支實付是顯而易見的「外傷」，那麼利差損與匯率避險問題，則是壽險業體質深處的「內傷」。
從資產負債管理（ALM）的角度審視，台灣壽險業存在著典型的「雙重錯配」：
幣別錯配（Currency Mismatch）：負債端是新台幣計價的保單，資產端卻是美元為主的投資；
期限錯配（Duration Mismatch）：避險工具多為短天期的 CS（換匯交易）或 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卻用來對沖長達 20、30 年期的資產風險。
為了維持帳面上的高宣告利率或支應早期的高預定利率，業者不得不進行海外投資以賺取利差。
然而，這種「台幣保費、美元投資」的模式，隱含了巨大的匯率風險。為了符合監理規範並平抑財報波動，業者大量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避險。
令人憂心的是，避險成本已從過去的「摩擦成本」演變成巨大的「結構性損耗」。根據金管會資訊，今年避險成本恐近 4,000 億元；若回溯過去十年，壽險業累計付出的避險成本已逾 2 兆元。
這在財務邏輯上是一個極其昂貴的矛盾：壽險公司為了追求海外債券約 5% 至 6% 的收益率，卻可能要付出 3% 甚至更高的避險成本（反映台美利差或短期匯率預期心理）。
扣除避險成本後的「淨收益」，有時甚至不如直接投資國內公債。
換言之，業者承擔了巨大的跨境風險與作業風險，最終卻可能只是在「幫銀行打工」（支付鉅額避險費用）。
三、代理問題與監理悖論
既然避險成本如此高昂且缺乏經濟效益，為何壽險公司仍維持高比例避險？這背後涉及了多層次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與監理制度的副作用。
經理人的短視主義（Short-termism）
專業經理人的績效考核往往與當期淨利、淨值掛鉤。
雖然匯率波動在長期可能存在均值回歸，但在短期內，若台幣大幅升值導致匯兌損失，經理人將面臨極大的職涯風險。
因此，即便避險成本高昂，經理人仍傾向付費「買保險」以換取財報平穩，這是不對稱誘因下的理性選擇。
股東的選擇性風險偏好
當公司獲利時，股東期待高股息；當匯率不利造成虧損時，股東增資意願往往低落。
這種「不對稱的資本承諾」，迫使公司必須採取保守的避險策略來保護淨值，避免觸發資本適足率（RBC）不足的紅線。
監理指標與經濟實質的張力
現行的會計準則與資本規範，高度聚焦於每期期末的時點數值。為了避免單一季度淨值大幅波動引發市場恐慌，壽險業被迫進行過度避險。
金管會雖已意識到此問題，並研議調整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制度，試圖讓監理指標更貼近經濟實質（Economic Substance），但在 IFRS 17 與 ICS 新制完全接軌前，這種制度性的摩擦成本恐難完全消除。
四、改革路徑：從「短期止痛」走向「結構轉型」
面對雙重風暴，台灣壽險業需要的不是更高明的會計技巧，而是回歸保險本質的結構性改革。
醫療險
確立「損害填補」與「風險分擔」機制 未來的醫療險設計，勢必更朝向「自負額（Deductible）」與「共保機制（Co-payment）」趨勢。
這不僅能降低保費門檻，更重要的是透過機制設計，讓被保險人承擔部分財務責任，藉此抑制非必要的醫療浪費。同時，費率調整機制應更具彈性，以反映真實的醫療通膨。
壽險商品
落實「二動一不動」，降低利率保證風險 金管會推動的轉型工程中，「二動一不動」原則至關重要。
「不動」的是保費，避免干擾保戶現金流；但在保額與保單價值準備金上，必須保留隨市場利率調整的彈性（二動）。
將過去長達終身的利率保證，縮短或改為區間保證，是將利率風險從保險公司資本中釋放出來的關鍵一步。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利差損的歷史悲劇重演。
匯率管理
以資本韌性取代短期避險 在匯率風險管理上，思維必須從「損益表觀點」轉向「資產負債表觀點」。與其每年過度避險，不如引導業者將資源投入累積「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
截至目前，該準備金水位3800億元雖已創新高，但相較於 22 兆元的海外曝險仍顯不足。
根據壓力測試（VAR 95%，20 年情境），未來的政策目標應是鼓勵業者透過獲利提撥與增資，建立「兆元級」的準備金緩衝池，使其能吸收極端匯率波動，進而降低對昂貴衍生性商品的依賴。這才是真正的「體質強化」。
結語：誠實面對風險，是唯一的出路
無論是實支實付的費率飆升，還是壽險業鉅額的避險成本，本質上都是過去「違背風險定價」的代價。
過去，台灣壽險業透過「高保證、低費率」的商品快速膨脹資產；醫療險則在「高 CP 值」的口號下吸納了龐大保戶。當全球進入高波動、醫療成本高通膨的時代，這些建立在沙灘上的承諾，終究要面對潮水的考驗。
未來的保險市場，將是痛苦但必要的去槓桿與結構調整期。保戶必須適應「保費反映真實風險」的新常態；股東必須承擔「增資強化體質」的責任；經營者則須從「平滑財報」的短期思維，逐漸轉向「管理經濟實質」的長期主義。
保險的真諦，不在於幫保戶從醫療行為中獲利，也不在於提供超越市場行情的高利率報酬，而是在合理的精算基礎上，為社會提供穩定的風險移轉機制。
唯有誠實地在不可預測的風險洪流中，建立一道定價合理、且在極端災難下依然屹立不搖的防波堤，台灣保險業才能重建一個更健康、更永續的金融安全網。
作者簡介_蔡維哲
文藻大學副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系主任
鑫友會前瞻政策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