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 揭示金融創新視角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予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與Peter Howitt等3位學者，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理論的深遠貢獻。這項殊榮不僅肯定了創造性破壞與知識累積在長期成長中的核心地位，也為當代金融體系提供重新定位的契機：資本不再只是效率的工具，而是創新與制度演化的推手。

Aghion與Howitt的「創造性破壞」模型指出，經濟成長的核心在於新技術與新企業取代舊有生產方式的動態過程。這一過程需要龐大的資本投入，而資本市場正是創新活動的主要資金來源。從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到創新型IPO機制，金融體系不再只是資金的中介者，更是創新生態系的催化劑。然而，傳統的風險評估模型往往無法準確捕捉創新企業的潛力與風險，導致資金過度集中於短期報酬率高的項目，忽略長期創新的潛力。若要真正支持創新驅動的成長，金融市場必須發展出更具前瞻性的評價機制，並強化對高風險、高報酬投資的容忍度與監理彈性。資本市場應從「選擇贏家」轉向「培育生態」，讓多元創新有機會被看見與獲得支持。

創造性破壞也意味著舊有企業與產業的淘汰，這對金融體系而言是一種結構性風險。當資本大量配置於即將被取代的產業，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與信貸違約風險將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2008年金融危機即是一例，當時金融體系未能及時辨識房地產與衍生性商品的結構性風險，最終引爆系統性崩潰。因此，創新驅動成長的理論重新定義風險：不僅是市場價格的波動，更包括產業結構轉變的潛在衝擊。這也意味著監理機構需強化對新興產業與科技風險的監測能力，並建立更具彈性的資本適足性標Philippe Aghion台灣銀行家2025.12 Peter Howitt Joel Mokyr準，以因應創新所帶來的非線性衝擊。金融穩定不應成為創新的障礙，而應成為創新轉型的安全網。

Joel Mokyr則從歷史與制度的角度指出，技術創新能否轉化為經濟成長，取決於社會是否具備鼓勵知識交流、實驗精神與制度包容的文化氛圍。此一觀點對金融體系具有深遠意義。若金融制度無法包容新型態的企業與商業模式，創新將難以落地，資本也將無法有效配置。以台灣為例，儘管擁有強大的科技研發能力，但創投市場規模有限、資本市場對新創企業的接受度偏低，導致許多創新企業選擇赴海外上市。這反映出制度設計與文化氛圍對金融包容性制約。因此，若要實現創新驅動的成長，金融制度必須從「風險防範」轉向「風險共擔」，透過政策性金融、創新板市場、政府擔保機制等手段，降低創新企業的融資門檻，擴大金融參與的社會基礎。

在創新驅動的成長敘事中，資本市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不僅提供資金，更塑造了創新企業的價值認知與成長路徑。然而，2025年AI相關企業股價飆漲，已引發市場對估值過高、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泡沫疑慮。這種資本與實體經濟的偏離，若未及時調整，可能對創新生態系與整體經濟造成長期傷害。

AI技術的確帶來生產力提升與商業模式重塑的潛力，但資本市場的過度興奮往往忽略技術落地的時間差與制度配套的複雜性。當資金過度集中於少數AI巨頭或尚未成熟的概念股，其他具備實質創新能力但缺乏話語權的中小企業反而難以獲得資源，形成創新資源分配的扭曲。更嚴重的是，若泡沫破裂，將不僅是金融損失，更可能導致整體社會對創新投資的信心崩潰，進而抑制實體經濟的創新動能。

因此，金融治理者與政策制定者必須正視資本市場的「敘事風險」，即市場對某一技術或產業的過度期待所造成的估值偏離。這不僅是監理問題，更是制度設計與文化引導的挑戰。唯有建立更具透明度與長期導向的資本配置機制，並強化創新成果的實體落地能力，才能讓資本真正成為創新實體經濟的推手，而非泡沫的製造者。

總結而言，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是對創新驅動成長理論的肯定，更是對當代金融體系的深刻召喚。金融不再只是經濟的潤滑劑，而是創新與制度演化的關鍵推手。在創造性破壞與知識累積的動態中，金融必須從效率邏輯轉向韌性邏輯，從資源配置者轉型為制度創新的催化者。這不僅是技術性的調整，更是治理思維的重構。

面對AI資本泡沫的潛在風險，金融體系必須建立更具前瞻性的監理架構，強化對敘事風險與估值偏離的辨識能力。同時，政策制定者應思考如何讓資本市場回歸實體經濟的創新需求，避免資金過度集中於話語權強勢的科技巨頭，而忽略中小型創新企業的成長空間。這不只是資本配置的問題，更關乎社會對創新的信任與制度的包容性。

前瞻而言，金融體系的轉型不應止於風險管理與資本效率，而應進一步擴展為制度性創新的平台，在轉型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與使命。在全球經濟面臨技術重構與地緣風險交織的時代，金融若能擁抱創新、承擔風險、重塑制度，將不僅支撐經濟成長，更可能成為民主治理與社會韌性的核心支柱。

（作者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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