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放緩下歐洲政經的三重考驗

歐盟經濟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捩點。自疫情以來的通膨問題雖已獲得緩解，且GDP成長或可維持溫和擴張的局面，然而，德、法二大成長引擎持續疲弱不振（德國2025年GDP成長預估僅有0.2%），而且更嚴峻的挑戰來自於長期的經濟結構轉型問題。

過去數十年歐盟的整體發展逐漸出現三大依賴結構，分別是能源依賴俄羅斯、市場依賴中國，以及安全依賴美國。不幸的是，前述三大依賴關係竟同時出現無以為繼的時代轉變壓力。此外，除了烏俄戰爭的前景不明外，美國川普政府關稅及投資政策正在改寫全球經貿秩序，而中國產品競爭力又急速攀升，對歐洲工業威脅程度日增，都使得歐洲享受多年的和平穩定紅利急速減少。

當然，若轉型成功，歐洲經濟或能脫胎換骨邁入下一個黃金時代，但在前述時代轉折的巨變下，歐盟要擺脫依賴重振競爭力，進而達成戰略自主的目標過程中，將無可迴避的需要進行能源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乃至於大幅增加安全軍事支出，都成為歐盟維持競爭力及經濟成長的重大變數。

依據歐盟執委會2025年11月的經濟展望預測顯示，歐盟2025、2026年的實質GDP預估均為1.4%，較前二年勉強保1的狀況更為正面，而歐元區成長趨勢大致相同。至於過去數年對歐盟經濟帶來最大變數的通貨膨脹問題，也已逐漸緩解；2025年已從過去二年的3%下降至2.1%，並預期未來2年繼續維持此一幅度。歸納而言，歐盟或已度過通膨這個因素的危險期，但未來變數仍存。

首先，歐盟執委會近日重申2027年將完全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結構，其對於能源價格帶來的波動造成之通膨壓力，不能忽視。第二，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對貿易形成壓力，同時美中貿易戰易導致中國出口轉向，對歐盟出口大增，而對烏克蘭戰爭以及未來重建的資金需求，加上美國持續施壓歐洲安全應由歐洲負擔的立場，也都是未來會對於公部門財政以及物價波動帶來變數。

歐盟執委會、歐盟央行及各國政府對於以上的變數，自然皆提出因應對策，但成效有待觀察。然而，即便數據上通膨問題可控，但長期經濟成長趨緩，物價持續上漲，導致各國人民的不滿與相對剝奪感持續升高，也促使歐洲各國右派政黨從傳統的極端主張政治團體，逐漸成為許多國家聯合政府的執政黨，例如義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比利時及捷克，而在德、法二個主要大國，右派政黨也已成為最大的反對黨，後勢看好。由於歐盟右派政黨多主張權力回歸各國，要求移民政策改革，強調本國經濟優先等立場，後續對歐洲經濟治理方向的影響，已成為不易預測的因素。

為解決以上之諸多挑戰，歐盟自2024年中大選並重組執委會後，便推出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政策與法案，重新調整歐盟的施政主軸，從過去強調綠色轉型，改為建立歐盟的長期競爭力為核心。

首先，歐盟之「2024新經濟治理架構」生效，其目的在於建立新的財政與總體經濟治理規則，以管控因新冠疫情導致之會員國公共債務問題，並改變傳統、以僵化的年度預算赤字3%上限齊頭式的管控方法，更注重不同國家之間公共債務之可持續性與中期財政規劃之妥適性。在新架構下，雖然預算赤字仍然保留3%上限，但在落實上改以各國提出的7年財政規劃為審查基準，不再以個別年度進行審查，提供各國更多彈性並可包容各國實際差異。

第二個改革則是2025年12月甫通過的修正版「歐盟氣候法」，將原先設定之「2030年溫室氣體淨排放減量55%」（相對於1990年水平），改為「2040年排放減量90%」之新目標。此一目標雖然減排野心更高，但達成時間延後10年，因而給予市場更多彈性及調適期，將有更多時間讓新的減排科技成熟，同時也賦予歐盟在提升能源安全的過程中更多彈性。此一修正自然引發許多爭議與質疑，認為歐盟放棄了綠色轉型全球領導者地位，但也反映出歐盟重視競爭力及彈性的政策方向。

第三個重大改革，則是自2025年起推動以提高競爭力為導向的去管制改革。按歐盟執委會說明，面對能源價格高漲、工業競爭力下滑，以及美國、中國的產業政策競爭，歐盟必須加速鬆綁管制法規對其產業競爭力之束縛，以支持歐盟未來的全球競爭力。在此背景下，歐盟提出的去管制目標為減少行政程序與申報成本至少25%，而對中小企業更提高為減少35%的目標。目前歐盟主要的改革措施，包含簡化企業申報義務、合併重複的資料申報義務，以及延後或分階段實施部分法遵義務沉重的法規。

以許多台灣企業也很關心的「歐盟企業永續報告指令」（CSRD）為例，歐盟於2025年10月宣布將適用CSRD之企業規模門檻從250人調高至1,000人，同時暫停中小企業之報告義務。又如歐盟執委會在2025年亦提出（尚未完成立法）針對部分重點產業，例如再生能源、AI超級工廠、關鍵能源基礎設施等，放寬或簡化環評之改革草案。

如今歐盟經濟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因為過去長期作為歐盟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能源、市場與安全三大支柱，都同時面對時代轉折的變化。歐盟執委會於2025年12月取得27個會員國的暫行政治協議，預定於2027年底全面終止自俄羅斯進口天然氣與石油。此舉固然成為歐盟能源去風險的關鍵步驟，然而截至2025年時，歐盟仍有13%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雖然相較於2021年的45%已大幅減少，但能否在未來2年內完全終止進口，仍有挑戰，同時減少依賴後對於能源價格的衝擊，亦有待觀察。

其次是國防支出的壓力。依據歐盟執委會歸納，歐盟成員國之國防預算於2025年預估將為3,920億歐元，相較於2020年大幅增加63%，且未來10年預計將持續增加，按2025年北約峰會的決議，北約各國（多數為歐洲國家）的軍事支出將於2035年時達到占GDP5%的指標。其對於歐盟各國財政壓力以及其他投資的排擠效果，亦為重要變數。

最後、也最為關鍵的變數，是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自2019年起，歐盟就採取中國是「合作伙伴、競爭對手及體制挑戰者」三位一體的立場，定義與中國的關係。隨著俄烏戰爭中國支持俄羅斯，以及中國電動車、風力發電機組等產品大舉入侵等因素，近年歐盟日益凸顯「競爭者與挑戰者」這二個面向，並加速推動對中國經濟的去風險政策。不過2025年為了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歐盟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商業機會的呼聲。

現實上，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近年不斷惡化，在過去10年中增加一倍，且於2024年時已達3,320億美元，甚至高於美國的2,955億美元。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近期分析指出，除了電動車，中國在機械、發電機、化學及電子等領域對德國（歐盟）的競爭威脅也更為明顯。不過，另一方面，中國因美中貿易對抗的因素，近年持續透過外交、經貿等方式尋求改善與歐盟的關係，也利用歐盟部分國家尋求投資及商業機會的期待，力求改變歐盟對中國經濟去風險的立場；諸如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及保加利亞等國，確實也持續積極爭取中國投資及深化經貿往來機會。在此情況下，歐盟目前處於一個「瞭解去風險的價值，但尚在尋找降低去風險代價」的尷尬階段，同時內部各國對於未來如何因應中國經濟威脅風險，也尚未形成普遍的共識。因而在各種時代轉折的挑戰中，與中國經濟關係的調整，將成為所有時代轉折變數中最嚴峻的挑戰。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前駐歐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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