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總會碰到一些瓶頸，可能是勞力、土地，也可能是技術或資金，當遇到這些瓶頸時，若無法克服，則某些產業便不易繼續生存下去，面臨出走或轉型的抉擇。
各項發展的瓶頸中，尤其以勞工的問題最為敏感與重要。因為土地、技術及資金等生產要素，基本上供需的不平衡與變化，頂多就是影響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間接影響擁有這些生產要素者的財富高低；但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則影響的不但是許多個人賴以為生的薪資水準，更往往是就業機會的有無，也就是失業及其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今年七月底WTO杜哈回合談判宣告破裂，努力了五年的談判進入無限期停擺狀態。在諸多爭議中，其實各國勞工面臨全球化所帶來的失業壓力，正是主要的原因。
「真正的」全球化應是建立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但WTO的談判卻令人有強國霸權主導的疑慮，而當這些疑慮高升至某一程度而仍無解，終於導致談判的破裂。以杜哈回合談判主軸的農產品為例，開發中國家希望大量增加對歐美農產品的輸出，因此希望歐美減少對其自產農產品的補貼，但是美國在談判過程中，對原本存在的巨額農業補貼卻不肯有些微讓步，不但讓開發中國家極為不滿，甚至因為美國反而要求歐盟降低農產品關稅，因此亦引起歐盟的不快。
農業的例子，凸顯的其實就是就業問題的考量。全球貿易快速自由化的過程中，農業人口就業問題一直是各國最無法解決的困難。以台灣而言，農業產值雖僅占全台灣GDP不到二％，但農業、農產品在加入WTO後面臨的衝擊，也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農業之外，台灣這幾年來越來越嚴重的「高教育，高失業」更是一大勞動市場的失衡現象。
常聽到企業界找不到人，但也常看到許多人找不到事。今年大學聯招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幾，但大學生的失業率卻不減反增。另外，台灣近年來的白領階級外勞已持續增加中，許多高科技產業、資訊業、顧問業，均因為對國際語言、高科技技術的需求，因而聘請歐美留學之後的專業外國勞工。目前雖未直接感受到台灣專業人員被取代的威脅，但這威脅事實上是存在且繼續增加。
那麼，難道我們應該限制這些「專業外勞」的聘雇嗎？當然不是，甚至其實應進一步法令鬆綁，使得人才、勞力，不會成為企業在台發展的限制與瓶頸，但如何同步提升台灣自己所培養出來的高水準人才，使他們能成為企業所樂用，亦是迫切的問題。
台灣藍領階級的外勞政策實施至今，已發現太多問題。許多產業面臨勞工不足的窘境，不論是外勞配額不夠、申請限制太嚴，或是工資偏高，皆常是逼著台灣企業在生存壓力下出走的原因。
白領外勞必須引進，但他們帶給台灣白領階級的威脅亦必須正視，盼望政府能面對問題，盡快思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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