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今明兩年，稅收能夠持續維持超徵或高度成長，否則財政改善沒有樂觀的理由。
答案則未必如此。因為去年稅收雖然超徵，但全年總稅收仍然沒有超過二○○八年的最高水準。故所謂超徵，只是相對於三年前全球金融海嘯後，台灣經濟陷入低迷，導致稅收衰退的結果。除非今明兩年，稅收能夠持續維持超徵或高度成長，否則財政改善並沒有樂觀的理由。
但是今、明兩年的稅收要持續維持超徵或高度成長，看來並不容易。因為去年稅收成長動力主要來自於所得稅，但未來兩年的所得稅收，恐怕無法維持與去年同樣的成長動力。
所得稅是以申報前一年的所得作為結算基礎。由於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在二○○八至二○○九年間受金融海嘯影響，呈現大幅衰退，以致二○一○年景氣翻轉時，經濟成長率得以大幅反彈至一○．八八％，成為二十三年以來最高水準。這乃是去年所得稅收得以高度成長的主因。
隨著去年景氣轉弱，主計處估算的二○一一年經濟成長率已經下修到四．五％左右。至於二○一二年的經濟成長率，受到全球景氣低迷影響，估計還要更低於二○一一年。
考慮到所得稅收入落後經濟成長一至兩年的特性，這表示到二○一三年為止，如果沒有其他重大改變，則我國所得稅收成長，將很可能逐漸趨緩。這是未來兩、三年間，稅收難以維持高度成長的現實原因。
台灣要改善財政收入，不能完全寄望景氣循環。因為景氣循環本來就是有高就有低。唯有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使經濟成長率提高，才有可能帶動稅收成長。
可是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平均經濟成長卻每況愈下，顯示經濟競爭力未升反降，即使近年兩岸簽訂了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此一趨勢也沒有改變跡象，這是國家財政的隱憂。
另外一個改善財政收入的作法，是透過稅制改革，提高稅收結構的所得彈性。如此則隨著經濟成長，稅收也可以成長得更快。
不過，提高稅收所得彈性是知易行難。因為提高稅收所得彈性，就是提高稅收結構的累進性，也就是要改變高、低所得者的相對稅負，使高所得者負擔相對較多租稅。但是高所得者的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大，提高他們的稅負往往不易。
更重要的是，高所得者通常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政府要如何對他們課稅，又不會打擊他們的工作及投資意願，避免傷害經濟發展，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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