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傾向推動的烏克蘭和平方案，可能重蹈《凡爾賽條約》的覆轍。
讓普丁予取予求，不僅打擊歐盟團結，對美國自身經濟也將造成極大風險。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巴黎和平會議，在那裡，戰勝的協約國，為戰敗的同盟國規定了和平條款。
他心煩意亂地從會議中走出來，正如他隨後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所寫，「談判代表們專注於短期的政治盤算，包括渴望『懲罰』德國的侵略行為，這將以歐洲長期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為代價。」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今天記取的警告。
凱因斯一九一九年的示警，已被證明有先見之明。簽署《凡爾賽條約》後，三大協約國領導人，無一在位超過三年。接下來的十年裡，歷屆德國政府為履行苛刻的條約而苦苦掙扎，讓德國陷入日益嚴重的不穩定狀態，惡性通貨膨脹演變為經濟大蕭條。經濟的急劇衰退，加上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崩潰，激化了社會怒火，並助長了希特勒崛起。最終，這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