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關稅變革最重要的觀察重點，美國內需市場的變局：美國物價指數上漲已成定局、大而美法案減稅增加購買力、平息石油輸出國危機降油價、維持生產毛額消費成分不墜。
美國GDP的成分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消費，佔了六成，只要美國的消費下降，美國的GDP就會下降，政府就會有立刻執政的困難，這個是川普總統以及他的財經內閣絕對不會犯的錯誤。
這就是各位好朋友問我關稅問題的時候我都會問的第一句話，請問你覺得美國市場可以不買貴公司的產品嗎？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跟我說，看起來不太可能。
美國市場還需要你的產品，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這個才是問題的重心，因為如果美國市場還需要你的產品，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才是競爭力。
我學習國貿理論最基本的論述就是，貿易是由於土地以及勞力的價格差異造成的。當然如果再擴大解釋的話就是出口國的產品的製造成本及費用，這裡面最容易比較的，當然就是土地以及工錢、水電能源價格、營建成本等等。
台灣在20世紀末會有大量的公司西進大陸投資，大多都是因為中國的土地價格便宜，甚至不用錢被吸引招商的，當時的工錢也非常的便宜。
當然這個形勢是會變的，因為中國的經濟因為這些出口商的貢獻好起來以後，土地就會漲價，工錢就會上漲，我想各位台商朋友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只要這些條件比台灣還要好，那麼留在中國繼續經營就是合理的決策。
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開始劇烈擴大的時候，也就是中國的經營成本也在增加的時候，外移到東南亞國家，土地更便宜、工錢更便宜的地點，就變成了不需要太多思考的決策。
但是同樣的故事會再重演一次，就是當這些國家的出口大量增加，經濟情況變好以後，土地是不是還依然的便宜，工錢是不是依然的低廉，是不是比台灣生產還要有利？就成了必須考慮的問題。
關稅戰爭的起源就是貿易逆差
這次關稅的戰爭的起源請各位務必注意，講的就是貿易的逆差。要如何降低貿易逆差呢？就是兩個方向，第一個出口太多的希望你也多買一點被逆差國，就是美國的產品，就是現在白話文講的開放市場。
第二點就是希望用關稅的手段提高進口價格，降低出口國到進口國的產品數量。這個就是我提出的國貿理論裡面的價格彈性係數，也就是提高的關稅有多少能夠轉換到零售的價格的彈性係數，以及增加的零售價錢會造成多少消費數量下降的彈性係數，乘起來就會是降低的貿易數量。
但是這一點又產生矛盾，因為降低進口數量的話就會造成美國的消費下降，美國消費下降就會造成GDP的下降，這個就又跟基本國策矛盾，這個就是我講的美國面臨的困境。
這個也是在關稅的物價指數上漲，當然可能有一點時間的落後，川普總統的財經幕僚才會提出來許多增加美國民眾消費力的相對做法，也就是目前川普總統大力推通過的大而美法案。
有人就問我，這樣的話，美國提高關稅，然後再降美國消費者的稅務負擔，但是物價指數指數又提高，看起來好像是白忙一場，進口也沒有減少。這個就是每個政策都會有正反兩面的效果，就看如何抉擇了，目前這個是美國的抉擇，其他貿易國也只能配合因應。
從大策略來看，美國為什麼也一直堅持讓世界各國到美國來投資，而且不是只有針對晶片項目，而是希望從汽車、造船到其他的鐵鋁產品等等都能到美國來製造。當然這些看起來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來進行的。
但是如果投資具有成效的時候，除了美國因為可以自己生產而減少進口這些產品的需求而降低貿易逆差，美國也有可能變成是這些產品的出口國，也就是增加美國的出口來進一步降低貿易逆差。但是這個行動就比前面的增加關稅以及要求出口國增加採購美國產品可以看到的效果要慢很多。但是美國還是需要去執行這個策略。
先明暸美國關稅行動背景及策略原因
在明暸美國做關稅行動的背景以及策略原因以後，再來談我們可以採取的因應手段才能夠有完整的論述以及分析，不至於驚慌失措，做出不利的決策以及行動而傷害自己的利益。
首先是現在的台灣廠商經營的背景。我想在美國的零售通路的變革之後，台灣廠商的經營型態也產生很大的變化。在Amazon的電商通路變革以後，以及實體通路集中或連鎖化的型態持續擴大形成以後，台灣傳統的貿易型態也產生改變了。
我40年前畢業的時候，基本上台灣是大小貿易商林立，整個貿易流程是相對冗長的。在美國的通路變革之後現在台灣的廠商出口的對象，就已經不是以傳統的貿易商為主了。
目前台灣的出口商如果各位有興趣去了解的話，對口的單位大都是美國的品牌商、大型連鎖店商、亞馬遜的電商等等。以目前在台灣出口70%以上的電子行業來講，面對的幾乎全部都是美國的品牌商或者是通路商，已經沒有貿易商在中間操作的傳統交易型態了。
而在新的交易形態中，從川普總統上一任2018年開始實施對中國的關稅25%的行動以後，台灣的廠商以及轉投資的中國台商，就非常警覺的採取了很多的措施。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是商品的關稅的計算的基礎的稅務手段，例如First Sale，這個部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也做出了許多的諮詢工作，我也對我的客戶以及好朋友做出相同的建議。
有一些不是稅務上的手段的，例如用交易方式來避免風險，也是我經常告訴我的朋友或者是客戶們要做的避險的措施。
最明顯的就是在國貿實務裡面，由全服務的CIF改成FOB條件，也就是交貨地點變成是出台灣工廠或者是到出口港岸邊。而所有的運費以及保險以及最後的報關業務都由客戶來承擔。
對於大型連鎖店的客戶來說，他們也很願意這樣做，因為如果他們所採購的商品都能夠集中去買船位、保險，在美國由大型報關公司來報關的話，對他們來講也可以節省一點成本。所以從2018年起就已經是這樣子的型態了。
這個交易條件在代工業界是更容易實行的，因為代工就是代工，產品生產出來以後盒子上就打這美國客戶的公司名稱，所以由美國公司來報稅是天公地道的合理的交易流程，台灣的代工廠商就只就自己的代工的成本部分合理的利潤來向美國客戶報價。
最緊張的是美國品牌商、終極產品商、通路商
這個不是一般的電子業代工而已，晶片的代工業務也是如此交易的。所以這一次美國關稅稅率的調整，最緊張的其實是美國的進口的這些品牌商、終極產品商以及通路商，怕大家看不懂，我就直接講就是蘋果、輝達、Costco、Kmart、Walmart等等，因為關稅就是他們在報的，也是他們繳的。
當然道理很簡單，當這些廠商在關稅上被美國政府多徵收以後，合理的做法就是立刻向這些代工廠商或是生產商要求減讓價格。
當然這個在一開始的膝蓋式的反應裡面是成立的，因為這些出口或代工廠很怕生意受損。但是當美國對所有的出口國都開始課稅的時候，這個假設就會被挑戰了，因為這些已經跟美國的廠商配合很久的代工或者是出口製造商，無論是在生產的品質或者是交貨的時間上面都已經是駕輕就熟了。
當情況明朗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其他競爭國家的稅率也是差不多的，關稅差異也沒有很大，要冒險去找那些還需要再驗廠、再磨合、再吵一陣子才能供貨的競爭國家的競爭廠商嗎？
結論就是這些美國的廠商只好提高他在美國的售價讓消費者買單來支付這些多出來的關稅成本，這個也就是目前我的代工業的廠商朋友告訴我的，正在發生的事情。
最大改變就是增加美國公司及消費者的負擔
也就是，這次的關稅並沒有對貿易出口國的競爭型態造成太大的競爭優勢的改變。最大的改變就是增加美國的公司以及消費者的價錢的負擔。這部分也就是川普總統的大而美的政策要彌補的缺口。
目前的貿易失衡的情況是很普遍的，因為從4月2號公布稅率以後，到4月中變成是暫行的10%關稅到8月初以後，出口廠商都是想盡辦法動用所有可能拿到的產能在全力出口的。
在接近8月的時候，當然就已經把今年度應該出口的都已經出口了，所以從8月初開始就會看到出口大量減少的現象，這個也很正常。
要拿這個正常的現象就來解釋是長期的不景氣，恐怕也不是正確的解讀。這個現象跟匯率的漲跌也是連動的，也要等整個塵埃落定之後才能夠清楚的看到匯率的真正水平，而不是拿最高點跟最低點在那邊說嘴。
先穩住不要驚慌，整個形勢就會非常清楚
總而言之，變局是已經形成，但是慢慢地就看得出來從我一開始就勸大家的，先穩住，不要驚慌，整個形勢就會非常的清楚。
個人認為最大的變數還是在美國的經濟是否能夠穩住，物價上漲是否能夠控制得宜，美國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區域的衝突，降低石油漲價的風險，把油價壓低，對於物價的控制就會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目前變局仍然在演進當中，這個就是時勢，雖然這個時勢是部分人造的，但是仍然不是人力可以擋的。作為世界的公民，我們最好的對策就是觀察清楚時勢，按照時勢來應對，唱衰添亂都無意義，願大家加油，在亂局中找到自己最有利的對策。
趙堃成為勤業眾信財務顧問公司前總經理、台科大管科所前副教授、現任圓展科技獨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