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經濟依存關係正走向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國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不少企業（比如恒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無法償還外債，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一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高風險，開始逐步關閉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中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推動人民幣貶值。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餘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美中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從二○一七年到二○二一年，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五年內升值一○％。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人民幣還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只是從舉足輕重變成聊勝於無。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冷戰對抗下，經濟互賴邁向新格局

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後，會盡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外，還在加快擴充核武庫，試圖用核威脅增強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透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盪，就越要避免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交火，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一九六九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後，蘇聯曾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運用。中共雖然點燃美中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決定未來美中之間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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