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黃亞生提出「EAST」框架,指科舉制度雖是偉大發明,卻也透過壟斷人才與懲罰合作,將中國人推向極致個人主義,使集體反抗變得舉步維艱。
2022年11月間,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後,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百上千名抗議者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喊出「習近平,下」、「共產黨,下台」這類的口號。僅僅在一個月前,習近平在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面地鞏固了他的權力,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抗議確實是難以置信的。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此抗議有可能會大大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的基礎。
在某些方面的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頻繁發生,但那些事件都是局部、地區層級的事件,而且它們只針對一些特定事情和問題。而這次的抗議活動是全國範圍的且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這確實是不同尋常的。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能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參加這次抗議的頂多就只有數千人。另外這次抗議的規模和引發抗議的原因好像完全不成比例。清零等於是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及方艙醫院,這個措施導致了有人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饑餓和許多其他不可思議的災難,然而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都,經過了如此的災難以後,最後也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次抗議的意義是它還能夠發生,而不是它能帶來有多大的威脅。形成鮮明的對照的是伊朗: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起因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員警之手。
之所以這次抗議只是一場針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沒有形成一場新冠之春的民運,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政府太強大了。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索怎麼去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如此寬泛的管轄幅度,和有如此程度的行使權力的自由度。當然,這裡有國家暴力和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另外中國政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也是中國人認同的。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和它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增加了中國政府的所謂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為政府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民意。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它的執政持久力和政權的穩定性。
但是絕對還有別的因素在裡面。雖然我上面介紹的思路可能適用於個別、特定的情境,但它們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用來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沒有產生相當程度的「績效不合法性」嗎?另外我們如何去解釋古代中國帝制的穩定和持久力。
我提出的解釋框架要盡量遵循了兩條基本學術原則。一個是簡約性(parsimony)。如果一個解釋框架能夠「包羅萬象」,就是它有能力解釋或者兼顧到多個和多種我們要研究的現象和問題,那麼我就認為它比別的思維方式更優越。另一個原則是相近性(proximity),也就是說,我要求我們的解釋框架要盡量接近我們要解釋的現象。越接近,越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EAST模式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你只讓我點出中國與其他文明一個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一方面是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是它的一個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EAST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使眾多的國人為備考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也是國人的價值觀、行為規範和道德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奠定了中國人思想基礎,意識形態和認知方法。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這樣最優秀的人才就沒有流向社會。國家對人才的控制,剝奪了別人獲得人才的機會。透過對人才的壟斷,國家遏制和壓制了宗教、商業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強大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統治著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度。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身分,是獨立於國家的,是有自治、有組織的存在,更有自己的資源。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制人壓制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社會就沒有「集體行為」。集體行為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特徵。
科舉可以說是人類發明中最富有競爭性的一項活動。科舉頌揚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獎勵在小小的考場裡面為了獲取金榜題名孤獨奮鬥,每個人在一個絕對競爭的叢林裡自生自滅。另一方面,科舉嚴厲懲罰合作行為──合作就是作弊,作弊就是合作。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勝出這麼多充滿活力的、精緻個人主義的企業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老百姓的抗議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因為他們的抗議都是個體行為。你看看在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清零抗議首先是在上海發生的,但是規模很小,和上海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上海有2,500萬人口,如果抗議者只占人口的1%,那國家的員警力量再強大,也很難像2022年那樣那麼容易控制住局面。在中國,壓迫和反抗是相輔相成的。壓迫確實很厲害,但是壓迫的厲害也是由於反抗的規模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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