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尼克森訪華、並在 1979 年中美建交後，這套西方世界對中國採取的「接觸政策」，正是深信中國經濟若對外開放，必然會誘發政治民主化。然而，中國雖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政治近年來卻越發走向獨裁，讓國際期待徹底幻滅。為何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青年失業率飆升，甚至2022年爆發「白紙運動」等抗爭，卻始終無法對其體制形成實質改變？
中國維持帝制手段 從「科舉腦」到「數位威權」
管理14億人口的中國政府，為何能在經濟開放階段、老百姓生活水準提升後，依然維持其專制體制？僅因為來自高強度的壓制抗爭手段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其著作《中國模式的終點》中給出了一個震撼答案：遠自隋朝時代的「科舉」制度，影響千年直至今日。
黃亞生教授以「EAST」框架——科舉（Examination）、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與科技（Technology）——解構中國的統治邏輯。他指出，中國之所以能維持兩千年帝制，並在近代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核心密碼就在於這套起源於六世紀的科舉制度。
極端個人主義的陷阱：為什麼中國社會缺乏集體行動？
一般人常認為中國文化崇尚「集體主義」，黃教授卻提出了反直覺的觀點：中國其實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社會 。科舉制度的競爭本質，具有高度排他性，也是極度個人化，任何合作都被視為作弊，這種制度實行了1400多年，形塑了深層的心理習慣。
「幾千年的制度讓中國人養成一種習慣：遇到問題先怪自己不夠努力，而不是檢討社會制度。」黃亞生分析，這種「原子化」的社會結構，削弱了民間組織、宗教與商業體與國家抗爭的能力。即便爆發抗議遊行，也因缺乏組織力量，難以演變成持續的政治改革。相比之下，台灣與韓國能從威權走向民主，正是因為在發展過程中，政治體制並非完全封閉，即便在威權時代，仍有一定程度的選舉自由，當經濟成長到一定階段，民間社會自然更有力量回過頭要求政治開放，因此走上了一條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政體。
績效合法性的崩解：當成長不再，穩定如何維持？
長期以來，中共政權穩定依賴「績效合法性」——只要經濟成長，統治就有正當性，整體社會也可保持對未來的樂觀氛圍，人民願意持續努力工作。然而，中國近年來隨著房地產泡沫與青年失業率飆升，這套邏輯不僅失效，也讓社會興起一股「躺平文化」。
黃亞生直白點出，中國經濟若持續放緩，不僅影響中國百姓日常生活，更會為政府帶來衝擊。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是一個「高耗能」的政權，為了維持社會監控（如：監控言論、壓制聚會），需要投入極大的人力與資金。
當中國生產毛額(GDP)從 8%～9%的高成長滑落至 5% 甚至更低時，政府將面臨維持統治成本的巨大壓力 。「現在建了太多的高鐵，大多是虧錢的，這是在消費資源而非生成資源 。」這種模式一旦轉不動，社會便會出現「躺平」現象；之所以躺平，是因人民認知到無法依靠橫向連結改變現狀，只好消極退出。
台灣的反思：人才選拔還是「人才閹割」？
不過，縱然黃亞生認為科舉制度帶來諸多影響，使得人民思想形成一統性，泯滅好奇心或挑戰精神，但他同時也指出，過度自由的政體或社會，也同樣會有所代價。如美國槍枝氾濫、疫情期間強調個人戴口罩自由，而使得死亡人數上升等。因此他強調，成功的社會必須在「考試的規範性」與「思想的自由度」之間取得平衡。
反觀台灣，雖然台灣也有考試制度，過去文化上也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台灣可貴之處在於擁有民主與言論自由，黃亞生笑著說：「我不擔心台灣…只要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也有別的途徑產生新的思想，這就可以達成多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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