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學院正式宣布，將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頒發給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克．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兩人「為總體經濟穩定奠定個體經濟基礎」。今年的得主開發了全新的總體經濟模型，大幅提升了各國實施有效穩定政策的能力；在這些模型的基礎上，只要採取時機拿捏得當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就能有效平息經濟的繁榮與低谷。
如何避開70年代通膨地雷？傳統模型失靈找解方
經濟體系的特徵，長期以來充滿著交替出現的衰退與繁榮，自從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近一世紀前提出其理論後，穩定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一直是對抗這些經濟波動的重要手段。傳統觀點認為，在經濟衰退時，應透過降息與擴大預算赤字來刺激經濟；反觀，當經濟過熱時，則應採取相反措施來降溫。
然而，到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過去指導何時及如何實施政策的凱因斯模型似乎失靈了。這些政策不僅未能降低失業率，反而引發了失控的通貨膨脹。當時西方世界經歷了長達十年的低成長、高失業率與高通膨。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人甚至相信，穩定政策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好處，應該被直接淘汰。
打破總經表面變數 大師：個體前瞻性才是關鍵
對此，霍爾與伍德福特獲頒今年的經濟學獎，正是因為他們成功證明了如何重建經濟模型，讓穩定政策重獲新生。
他們並非將模型建立在通膨、生產與消費等總體經濟變數的表面統計關聯上，而是選擇以「個體經濟」為基礎。這意味著，必須深刻理解由個別家庭與企業組成的總體，如何透過其實際行動來影響整體經濟。
進一步分析，這些模型的一個核心要素在於：家庭與企業在做出儲蓄或產品定價的決策時，是具備「前瞻性」（forward looking）的。這也意味著，當政府與各國央行在溝通其經濟政策計畫時，便能影響市場對未來的看法，進而引導經濟朝正確的方向發展。自從這些新模型問世以來，它們在應對打擊我們的經濟衰退上，已展現出極大的幫助。
政策邁入新循環 各國央行有了解決危機的武器
隨著新模型的廣泛應用，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明確點出這項研究的實質貢獻與歷史定位：「得獎者的研究工作為目前世界各地央行與政府所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穩定的理論基礎。有了它們，我們更有能力應對經濟中的衝擊，例如能源危機或家庭消費量的突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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