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萬仁是「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一部作品《蘋果的滋味》(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的第三段)以黑色喜劇手法描述美援時期台灣扭曲的國族尊嚴與價值觀，曾經爆發影評人協會黑函檢舉的「削蘋果事件」，除了令人認清當時意識之保守，也足見其嘲諷批判之大膽尖銳。然而一九九六年看他的《超級大國民》，沈緩的節奏已取代過去的戲劇性，碩大的格局也標示著導演的歷練深度，看著林揚飾演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一步步展開救贖之旅的同時，我們也見證了萬仁的轉變。
新出爐的《超級公民》在風格上維繫了《超級大國民》所建立的基調。蔡振南飾演的阿德曾是一位狂熱的社會運動者，但是歷經稚子意外墜樓身亡與妻子離異的打擊後，改行以開計程車為生。這個角色很自然令人聯想到萬仁前作裡面的林揚，不只是他們都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背景，而是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對於現下政治已經灰心或冷感，以及驀然回首時驚覺對親人的愧歉。雖然未明講，卻很弔詭地呈現導演對昔日反對力量已經變質的沮喪，及理想化為一抹幽魂，對主角糾纏不放的衝擊。
不一樣的是《超級公民》加進了張震嶽，倒不是他的歌手身分改變了本片的節奏，事實上他幾乎完全在萬仁的掌控之下，特別的是他所飾演的角色，一個隻身到台北尋母的原住民，因為殺死剝削他的工地主任而被槍決，蔡振南曾用計程車載過他一程，不料槍決後張震嶽的靈魂就一直跟著車子，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糾纏不放。
國片到目前為止，處理原住民題材的電影並不多(我印象比較深刻或正面的只有虞戡平的《兩個油漆匠》)，《超級公民》則藉由這場人與鬼的碰撞，另線發展出一段原住民在都會的沈淪史，可是導演似乎沒興趣寫實地呈現這場社會剝削實錄，反而把重心移往原住民男孩死後的靈魂，如何與司機阿德互相影響濡沫。然而一個「有身無魂」，一個「有魂無身」，理想與純真，都一併消磨在這個島嶼的腐蝕下。極少有電影可以虛無到如此田地，《超級公民》最後的出路竟是死亡的結論，讓我不寒而慄。感覺上連《超級大國民》最後那場超現實夢境中的親情光輝，到這裡都已經煙消雲散。
延續《超級大國民》令人印象深刻的內心獨白，《超級公民》也充斥著大量的文學性語言(台語)，他們與音樂、影像契合的程度，往往超過對白，也強調了角色本身的孤獨，同時增加敘事上的疏離感。尤其萬仁幾乎放棄了所有可以渲染戲劇性的機會，不去強調兩位主角熱情喪失或被壓榨的經過，而讓這些全部成為過去式，出現在人與鬼的交談裡，如此大膽的留白手法，雖然免於處理弱勢團體與死亡傷痛可能會有的煽情，卻也加大了觀者進入的鴻溝，並嚴重考驗微薄的角色關係所能激盪出的複雜程度。得與失一時還很難辨清，但我卻很清楚自己更傾向《超級大國民》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