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七日那天，澄社在與陳總統座談的時候，嚴厲建言扁政府不要過度討好財團，以免形成政商利益集團；並要求人事任命透明化，不要酬庸特定人物。
澄社的建言當然是求好心切，而且提出的意見是屬於柏拉圖所指出的「理想狀態」。不過，就民主政治的現實而言，政府－尤其是直選產生的行政當局，是不可能、也不需要與財團完全劃清界線的。兩者之間需要的是法律的規範和政治倫理的限度。
可以和財團劃清界線的反而是威權獨裁政體，如果它們願意的話。民主政體，必須對政治獻金來源、利益（壓利）團體、財團或資本家階級的代表，做出若干妥協，並在法律與政治倫理範圍內回饋並滿足各階層選民的願望，包括財團。
這是民主政治承認並接受人性弱點的現實主義本質，只加以法律基本規範和道德勸說而已，不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樣強要改造人性，創造新人類。
過去國民黨與財團的關係是「黨國政商共犯體制」，既不守法律規範，也忝不知恥，沒有政治倫理可言。現在民進黨與財團的關係還不到國民黨當年執政的程度，但已愈見傾向，在這天人交戰的關頭，澄社適時的警告是絕對有必要的。
然而，經濟景氣不好，民進黨當局要拚經濟，就不免予人傾向財團之印象；加以唯恐財團西進大陸，扁政府更是蓄意拉攏，其圖利財團的批評，因而看似益加真切，這實在是當今台灣困境下的怪現象，有時令人不忍苛責。亦即，如果扁政府優遇財團不是為了圖利自己，而是出於國家之經濟需求，那還無可厚非；但如果是為了自肥，那與國民黨何異？大家可鳴鼓用選票推翻它。
至少，「傾向」財團還是比與財團「結合」要好一些。「結合」則已遠邁法律與倫理之限度；「傾向」是基於民主政治與台灣經濟之所需，也許尚可接受。但人心惟危，那條脆弱的界線隨時可因誘惑而輕易越過，是扁政府要警覺惕勵的；也是在野黨、司法當局、媒體和民間團體必須嚴格予以監督的。
至於陳總統說他未介入主導國營事業人事與忠誠查核，其心態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民進黨執政，它有權決定重大人事，成敗責任由它全負，這是「責任政治」的精神，本來就沒什麼不對，不必心虛慚愧；只是要找有專業能力之人來增強政績，好為連任加分，但如果要酬庸，也可以，這是執政黨的權利，做不好選敗下台就是了。其次，重要政務官的忠誠查核本來就應該，別的民主國家也做，沒什麼不對，也不必心虛慚愧，只要不無限上綱到政治迫害就好。
總統是政府的總負責人，不能看到某個政策被政敵、媒體修理就趕緊撇清逃避；需知成敗都由總統「概括承受」的，他若覺得沒有錯，就要面對國人說服之，不是聲稱「未介入」、「未主導」。
明末崇禎皇帝亡國時責罵臣子說：「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言雖悲痛，但大大錯了，最高的政治責任是領袖不能託辭逃避的。
令人痛心的是，以前陳水扁批評國民黨的弊端，如控制三台、酬庸性聘任資政、國策顧問等等，至今仍照搞不誤，究其因，無非是嘗到權力的甜頭而捨不得放棄。不放棄國民黨的舊疾，選民就可能像放棄國民黨一樣放棄民進黨。為政能不慎
乎？（卜大中為資深媒體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