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各界的邀約不斷，人人都想把我塑造成他們所要的形象，但是我努力抵制一切的改變。
我旅居法國十五年，身體健康，從未生病，但，得獎後，我病了，家中電話響個不停，每天一出門就得面對排得滿滿的訪問行程，一回家就看到傳真紙如流水般滾了一地，多不勝數的邀請信件彷彿在「追捕」我，逼得我無處可逃，也把我的血壓逼上一百八十，為了自救，我取消所有的參訪行程，還向朋友說，若你有點兒憐憫之心，就饒了我吧！
親身經歷得獎的過程後，我才深刻體會，為何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後，卻再也寫不出好作品，走上自殺的悲劇。為了治療血壓高的毛病，我看了好幾位名醫，並決定從今年一月起，捥拒一切訪問，專心創作。
我的創作領域橫跨戲劇、小說與繪畫，忙碌的情形一如往常，未因得獎而有改變，而且我毋需煩惱經濟問題，當年我到法國時，我很清楚兩件事：在西方，光有藝術理想無法生存，我的人生目標是創作。我很幸運，當時德國有一個基金會買了我的畫，賣畫所得的六萬馬克足夠讓我在法國從事創作，兩年不愁吃穿。之後，更多人買我的畫，幾年下來，我有存款，有房子，我不追求物質享受，也不投資，對一個只想創作的人而言，這樣就夠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繪畫是我的職業，寫作是興趣，以《靈山》為例，得獎前，出版界乏人問津，得獎後，《靈山》洛陽紙貴。有人問我，在這種商業操作模式下，如何與文學創作取得平衡？我說，不可能平衡，文學的存在是基於人類需求，總有人需要某一類的創作，但是文學一進入市場，即是進入另一層次，與創作初衷無關，作家不能既創作又顧及商業，因此我只管創作，自然不存在平衡與否的問題。
只是，在網際網路與電視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早已習於閱讀影像，文字鑑賞力今不如昔，在商業化與全球化推波助瀾下，情況將更嚴重，這也讓我省思，科技進步等同社會進步與人類智慧？還是僅解決人類求生存的基本需求？
科技產品無孔不入，以前，我不用手機，現在，我很討厭手機卻不得不用它，得獎後，電話已是我生活中「災難」的代名詞，我工作時絕不開機，平常也只聽留言。
但是，我寫作卻離不開科技，我對語言的要求很挑剔，我認為，最生動的語言是要被聽見，要被說出來的，所以寫初稿時，我總是一人躺在床上，在昏暗的房間裡，點亮一盞小燈，聽著音樂，拿著錄音機，錄下初稿；整理時，再聽稿鍵入文字處理機。我朋友曾取笑我，那台機器只能打字，怎麼還不學習使用電腦，在大陸，這骨董早就該被送進博物館裡了！但是，我連信件都沒時間處理，更別提用電腦收發 e-mail 或上網，這也算是發生在我身上的趣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