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爆發反戰反美浪潮的時候，中國民間也出現了類似的訴求。北京大學學生和一些學者分別申請遊行，居然還得到了批准。這在近幾年的政治氣氛中可算極富政治信號意義的動作。
過去，舉凡印尼發生排華暴亂、日本占領釣魚台等事關國家利益的事件時，都會有民間人士申請遊行，但一概被拒絕。因此，此次反戰遊行居然被批准，不能不讓人感到北京政府有了一些新思惟。
然而，北大學生的遊行申請被批准之後不到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旋即補充發出了新的規定，包括不許走出校園等限制。這種新變化讓遊行組織者哭笑不得—因為示威要展示給被示威的對象看，如果不能去美國駐華機構，示威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遊行只好改為反戰宣傳活動。另一場由部分學者申請進行的遊行活動也遇到同樣命運，先是被同意上街，然後朝令夕改，又規定只能在一個公園裡進行，且人數限制大幅縮緊，最後搞得不歡而散。
一方面是破天荒地批准公民自發組織遊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加以限制，終於使原來的批准流產。這裡面透出了一些當今北京政治決策層中的詭異，我們可以感到在同樣一件事上，往往有不同的力量在決策角力。
類似的例子是新聞的開放。原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取代著名的「鷹」派丁關根出掌宣傳工作以後，大陸媒體一度出現了開始活躍的跡象，原來一些遭封殺的作者如劉軍寧、李慎之等又可以公開發表文章了，一些色彩原本比較自由化的媒體，如《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等，在言論尺度上更為開放。
應當說，沒有來自主管高層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許，上面的這些變化是不可能出現的。但言論開放的尺度幾乎是一夜之間大幅轉變，一些自由化的媒體被下令整頓，陸續又有在網路上論政活躍的民間人士被捕。很難想像這些前後不一的政策出自同一個人的命令，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自己否定自己。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在中共決策體系內，出現了相互角力的不同力量。
這種內部的政策分歧在中共歷史上並不罕見，但以往的鬥爭一般都會伴隨公開的表述，不同力量的頭面人物會利用公開場合挑戰對手的立場，哪怕講得十分委婉，但精通精密政治語言的中國人還是聽得出來。然而現在我們看不到任何公開的言論交鋒，胡錦濤、溫家寶一以貫之地溫和謙謹；吳邦國、曾慶紅、黃菊等也對胡、溫尊重有加，整個政治局都顯得十分低調。
這並不代表新班子空前的團結，相反，我們可以從一系列前後矛盾、不一致的決策過程中感覺到這場沉默的角力鬥爭。在雙方的人事安排分別部署就緒後，我們可預料圍繞推行新政策的角鬥會更為激烈，也會仍然在不聲不響中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