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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當世界研發龍頭 P.130

中國要當世界研發龍頭 P.130

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大力推動下,中國的實驗室以驚人的速度崛起,不讓它衝勁十足的工廠專美於前,跨國業者正爭相進駐,以謀科技創新。

張曉林(譯音)自幼懷抱當頂尖科學家的壯志。但要如願以償,這位在安徽土生土長的青年知道自己必須離鄉背井。現在,在旅美二十年之後,他又回到家鄉,而且慶幸不已。他將出任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藥廠上海實驗室負責人,做「真正的創新研究」。他的頂頭上司、中國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總裁詹姆斯‧伍立杰(James Ward-Lilley)說,「不出二十年,你認為新構想會從哪裡來?有很大一部分會來自中國。」


胡錦濤推動中國創新年

今年是中國的創新年。在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中國政府對境內業者耳提面命,要他們除工廠以外,還要重視實驗室,使中國產業更上一層樓。為實現這項目標,北京已經做出增資保證。九○年代末期,中國的研發開支僅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一%。這個數字現在增為一‧五%,但胡錦濤要求,在二○二○年以前要增到二‧五%;換言之,屆時中國每年要在研發項下開支一一五○億美元。倫敦顧問公司「WhatIf」上海負責人丹‧高史東(Dan Goldstone)說,「從政府到個人,每個人都認清(中國人)需要創新。」

外國與中國本地的公司都在因應這項挑戰。從晶片製造業者英特爾(Intel)與搜尋巨廠Google,到阿斯特捷利康與陶氏化學(Dow Chemical),跨國業者也紛紛將投入中國的研發資金加碼。中國電腦製造業者聯想集團,與電信裝備巨廠華為技術,正大舉斥資研發尖端科技。奇瑞汽車等製造業者也聘了一流工程師,設計夠酷的新車款。

中國的新興生物科技業者,開始為病患提供在西方或不存在,或遭禁用的實驗療法。舉例說,深圳Beike生技公司,為病患植入成人幹細胞,以治療孤獨症、葛雷克氏症(俗稱漸凍人症),與中風等病症。現任Beike董事長胡新(譯音,現年三十九歲,畢業於貴陽醫學院,先在瑞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到加拿大卑詩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說,這類研究在國外有些地方遭禁,「中國政府卻全面鼓吹。我們的最大優勢就在這裡。」

當然,中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中國人雖然發明了火藥、紙與指南針,但自清朝國力式微以降,中國在發明創造上的地位,不僅落後西方諸國,也趕不上日本與南韓等亞洲鄰國。

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中國人雖長於製造,但就創意而言,遠非Infosys科技(軟體服務供應商)與蘭伯西實驗室(Ranbaxy Laboratories)這類印度業者的對手。

更糟的是,中國公司往往遭西方競爭對手貼上抄襲標籤。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於二○○二年控告華為竊取它的路由器科技,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則在二○○四年控告奇瑞的「QQ車」是抄襲通用的設計,都是例子。

此外,中國的學校一般而言,都教不出企業需要的人才。荷蘭大廠皇家飛利浦電子(Royal Philips Electronics)亞太區科技長法蘭斯‧蓋達努斯(Frans Geidanus)說,「中國大學一般不鼓勵學生主動創新。他們學習事實,但不學如何創新。」

不過,中國改革的腳步正在加速。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十月十六日發表的數字,在二○○四年(有統計數字可查的最新年份),中國有十三萬件專利申請,占全球第五位。這數字儘管較第一名的日本(四十五萬件)與第二名的美國(四十萬三千件)仍然相去甚遠,但已是中國一九九五年申請件數的六倍。

看好中國前景的人士認為,中國可以順利完成經濟轉型。已經在北京網路公司「千橡互動集團」身上投資了四千八百萬美元的美國私募基金公司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香港負責人文斯‧范(Vince Feng)說,中國大陸遲早都會成為創意中心。

他以英國、美國與日本為例,說明歷史站在中國這一邊:「每當製造業在一個國家立足,創意總是應運而興。製造業已經移入中國,而且根基鞏固。」

Tal成衣公司的例子,適足以凸顯製造與創意間的關係。這家香港成衣廠在大陸進行生產與研發,五十年來一直做得很好。但面對今天激烈競爭的情勢,為求生存,這家市值七億二千萬美元的公司推出棉質喀什米爾、可洗羊毛等新布料,還與一家大陸業者合作,研發新產品所需用的材質。

Tal總經理哈利‧李(譯音)說,「做成衣涉及的科學,比你想像的多得多。」


禽流感替中國帶來研發商機

中國面對的醫療難題,對創意也有推波助瀾之功。中國疫苗領先廠商、北京Sinovac生技公司的四十二歲創辦人應維東(譯音)說,中國是一些致命性病毒的溫床,這使中國人非有創意不可。

應維東生長於唐山,一九八○年代在中國疾病管制中心擔任醫生,並且於一九九二年成功研發中國第一種A型肝炎疫苗,在二○○三年SARS猖獗之際,它的科學家也曾協助其他中國研究人員研製對抗SARS的疫苗。應維東說,「面對肝炎時,可供我們參考的資訊很多,但SARS是全新的經驗。我們連這種病毒的特性,或能否製造疫苗都不知道。」

這段經驗使Sinovac在研發禽流感疫苗的過程中更具信心。禽流感會不會擴及全球尚是未知數,但它在中國已經奪走十四條人命。應維東說,「如果SARS與禽流感在西方肆虐,大家會發現,找Sinovac才能解決問題。」

一旦禽流感擴散,中國的研發創意當能嘉惠外國,但中國科研人員已因與海外接觸日趨頻繁,而獲益匪淺。

以晶片設計公司Vimicro的創辦人約翰‧鄧(譯音)為例。他獲有柏克萊(Berkeley)加州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職IBM。Vimicro的其他幾位主管,或擁有美國大學博士學位,或曾在美國工作。今天,這家成功的晶片設計業者與英特爾、微軟(Microsoft)與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等,都有夥伴關係。

約翰‧鄧說,「你非得與新力(Sony)、惠普(Hewlett-Packard),以及IBM的人互動,才能確保你的創意真正是尖端科技。」

中國的大學也獲得跨國業者援手。不久以前,苦於經費短缺的大學教授們,往往被迫棄學界而投身商界,也就是所謂的「下海」。


外資流入學術界

清華大學計算機科技系副教授陶林宓(譯音)說,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他目前與北京英特爾研究中心的工程師共事,與附近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以及日本電氣(NEC)經營的幾處研發中心也有合作關係。他說很開心能看見其他人的加入,「Google的研究中心就開在我們大門外。更多研究機構,對我們而言,就是更多經費。」

他說,若沒有這些外資,他的工作不可能有如此進展,「五年前,我們一般只在中文刊物上發表研究報告,現在我們的成果出現在國際刊物上。」

中國知識工作者能夠思考得更有創意,西方公司功不可沒。以諾基亞(Nokia)為例,這家公司就對中國工程師的依靠愈來愈深。

這家芬蘭電話製造業者,在全球僅有四處手機研發實驗室,北京產品創意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中心負責人史蒂芬‧馬契爾(Steven P. Marcher)說,在一開始,工作很難推動,中國工程師非常優秀,但面對強調創新的企業文化,他們顯得無所適從,「他們總是依賴我,要我告訴他們該做些甚麼。」

馬契爾於是擬定一套培訓計畫,鼓勵諾基亞的北京經理們「自我思考」。文化障礙驚人龐大。

他說,「與中國公司相比,這是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他們出身於一種官僚結構,來到我這裡,我卻完全授權團隊採取主控。」

北京創意中心去年推出四款諾基亞新型手機,都是馬契爾手下中國工程師的研發成果。他說,「我們破了各種紀錄,而且一切都出自北京手筆。」(By Bruce Ein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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