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六年解嚴前，二二八事件都是被戒嚴的禁忌，從暴亂的四七年到解嚴的八六年，國民黨想盡辦法，要把二二八事件在歷史、在人民的記憶中抹除。所有討論記載二二八的書籍，全成焚毀的對象。目的無非在掩蓋族群傷痕、創造人民對「中華民族」無瑕疵的效忠，鞏固「法統」的正當性。
這樣的作法，依法國學者雷南的說法，是一種建構民族主義效忠常用的策略：民族主義既需要共同的歷史記憶，而「遺忘」也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一九八六，解嚴的那一年，一位外省人鄭南榕，以「自由雜誌社」作為辦公室，成立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灣全島推動一連串的群眾演講和遊行。訴求平反、釋放政治犯、公布真相、道歉賠償、設立紀念碑、訂立紀念日，如今一一實現。但當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推動時，面臨的卻是軍警棍棒在街頭伺候。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先生代表執政黨，出來說：「現在推動二二八運動的年輕人，在二二八當時都還沒有出生，懂什麼二二八？我們要向前看，不要老是談過去的事。」
然而成為總統的同一位李登輝先生，在九五年二二八紀念碑在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時，為國民政府四七年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最大、最深刻的悲劇；從戒嚴時代向國際人權組織控訴，到八○年代末組成和平日促進會面對軍警鎮壓向人民訴求，直到各式各樣的平反補償、道歉，編織起台灣史上持續最久、著力最深的人權運動。
到了二○○四年，二二八手護台灣聯盟效法波羅的海三小國在八九年人民總動員，以超過二百萬人牽手向蘇聯嗆聲的作法，在基隆和平島到恆春間四百公里，牽手表示護台灣的決心。
這許多參加的人，被這跨越族群和黨派界線的運動感動；隔兩周三一三連宋跪吻台灣這塊長期被統治者蔑視的土地，這兩個儀式，意味著帶來台灣族群內最深刻傷痕的悲劇，經由痛苦過程的洗禮，昇華成和解動力。
在這兩個儀式中，我們看到悲劇本身撼動人心的力量，讓人不去計較發動者的選舉動機——只要該做的事做好，動機就微不足道了。何況，這次雙方的動員動作固然極大，但形式非常樸素，不多作逾越的解釋，儀式自然而動人。
因為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以及今明兩年都有大選，統獨雙方進行大動作的紀念動員，演出花稍程度遠超過○四年的「歷史解釋戰」，藍軍甚至找來受難遺族說謊話，真是荒腔走板。
假如○四年的兩個儀式，讓我們看到悲劇帶來了和解，如今我們在新的儀式中，卻嗅到不幸的濃濃硝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