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在核災後充斥著莫名的無力感，因為日本沒有直接選舉，無法選出重視未來的領導人；反觀台灣，要如何避免朝不幸的方向走？
或許日本社會從財政的現實、政治的混亂、社會貧富加劇等面向來看，的確與不丹寧靜淡泊的幸福距離非常遙遠，因此格外欣羨。這不僅是日本社會特有的現象，像是日本去年核災，讓許多企業家如孫正義也很感嘆：「經營企業是想要讓社會往幸福的方向走，但核災後卻還不廢核，不斷地朝不幸的方向走！」為什麼社會會朝不幸的方向走？是誰可以決定社會的未來？
日本去年有空前災害來襲，最嚴重的還是至今仍不知如何收拾的核災，後遺症大概今後幾個世紀都得承擔，即使是現在誕生的嬰兒，至死都得與輻射汙染打交道，日本社會表面看似沉靜，卻充斥著莫名的無力感，沒有想要拚命逃亡的迫切感，許多朋友來東京都說：「若從東京無法感覺到核災前後有什麼不同。」
在日本，自暴自棄的氣氛宛如沼澤般擴散，因為問題堆積如山，每天都感受到貧富差距的悲哀，幻滅、絕望、歧視等日常性地發酵。年輕人更無奈，四成以上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更無力對抗無色無臭無形的輻射汙染，被老一代玩核電而硬背上輻射汙染負擔的青少年也無處發洩憤怒，這種不幸感、對幸福的飢渴感，很可能引發重大事態，當下日本的沉靜實在不對勁，或許是宛如颱風眼般的寧靜。
這是因為日本經歷核災、經歷泡沫崩潰，卻沒有改變，決定社會未來的，依然是追求短期經濟效益的大企業、財閥，他們給日本帶來大災難還絲毫不反省，讓整個日本社會今後百年至少要花二成以上力氣來面對核災，這是最不經濟的。因為社會仍讓腦筋頑固的老頭子們在做決定，越來越不幸。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福島核災後決定廢核並非心血來潮，她除了諮詢ＲＳＫ（原子爐安全委員會），還諮詢「安全能源供給相關倫理委員會」，其成員有哲學家、宗教界人士、工會代表、退休國會議員、社會學者、教育家等，ＲＳＫ當然保證「除了墜機，德國核電非常安全」，但梅克爾聽從了倫理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並非從短期經濟效率來思考，而是從未來世代及社會安全責任來思考，他們認為日本禁不起核災，德國也不可能禁得起；而事實上發展綠能為德國增加一二％的雇用機會，生化能源為澳洲增加一五％的雇用機會，給了年輕人希望。
畢竟利益不應停留在特定少數利權手裡。要決定社會未來的，應該不是追求眼前自家利益的企業、財團，或是跟這些利益勾結的政客、專家或媒體，日本沒有直接選舉，無法選出重視未來及社會安全的領導人來，希望台灣可以，而且台灣更是一次核災就亡國，台灣不能老讓核工或只懂土法成長經濟的人決定命運，而要讓能思考台灣未來及社會責任的人來當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