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進步社會》隨著老年人口增加、新移民快速成長，台灣正邁向前所未見的多元社會，許多過去不曾意識到的問題正逐漸浮現，等待我們共同面對。
微改變宣言：
我認為新聞誹謗該以民事求償取代可能坐牢的刑責，保障第四權言論自由。
完整的新聞自由，是維持民主國家運作的重要機制。不過在台灣，被視為握有「第四權」的新聞工作者，卻不時面臨刑事訴訟、可能坐牢的威脅，如芒刺在背，往往導致媒體報導自我設限，在有形無形中傷害「第四權」的運作。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早在一九九○年代便有除罪化的倡議，可惜至今仍未竟全功。
《刑法》第三一○條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但「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這項條文自一九三五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四年以來，從未修正過，迄今已近八十年，不少人動輒以此條文對媒體或媒體工作者興訟，成為新聞自由的絆腳石。
與八十年前相比，今日的社會思潮和媒體環境都已產生巨變。其中，究竟何謂「真實」、何謂「私德」與「公共利益」，概念模糊。二○○一年，大法官會議做出五○九號解釋，對於記者報導內容是否成立誹謗，採取相當寬鬆的標準，認為只要「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刑責相繩」。
事實上，媒體在有限時間內盡最大努力查證，確信為真而進行報導時，民主國家大都給予最大的言論自由空間，僅在《民法》規範損害賠償責任。若媒體未善盡查證之責，或帶有惡意的不實報導，損害被報導者權益時，在民主國家可能得賠上天文數字的代價。
大法官會議做出解釋後，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許家馨的研究指出，近十年來，台灣刑事誹謗罪在實務上已朝向「對言論較寬鬆」的方向變化，也就是法院判決傾向維護記者的言論自由。
在媒體群聚的台北、士林地方法院近三年的案例，僅有《壹週刊》與台北市議員賴素如的爭訟案件被判有罪，但得以易科罰金，其餘皆為無罪判決，「新聞誹謗罪」徒具形式，但卻浪費很多司法資源。
針對台灣一直以《刑法》處理誹謗的情形，長期主張誹謗除罪化的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也表示：「一句話，就是寒蟬效應！」這讓記者因此畏於發表言論，反令台灣的言論自由受到傷害。
既然《刑法》誹謗罪用在新聞事件上已難以成罪，何不讓新聞誹謗事件除罪，改以民事求償；為何仍要讓記者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
事實上，早在○一年釋憲時，當時大法官蘇俊雄就曾在書面意見指出，現代社會變化快速，若要求新聞媒體必須確認所發表資訊的真實性，其可能必須付出過高的成本，或因為這項要求而畏於發表言論。
八十年未修正的法令，應該盡速檢討，才能因應時代進步，使台灣言論環境正向發展，莫讓站在「第四權」角度督促社會的記者，因受刑罰威嚇，而成了噤聲不語的寒蟬。
行動方案
讓新聞誹謗除罪，改以民事求償，以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