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法案烏雲密布 疑點查不清

資深媒體人周玉蔻爆料，總統馬英九曾在上次總統大選期間，私下收受來自頂新集團的政治獻金，引發社會震驚，特偵組已分案偵查。雖然馬總統是否有收受非法獻金，目前不得而知，但台灣的《政治獻金法》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中規定競選經費上限等法律，看來都難有效抑止「政商勾結」情況。

根據《政治獻金法》，候選人必須先開立專戶，並向監察院申請許可，許可日起可開始收受政治獻金，而且須開立受贈收據，並須查證對方是否為法定不得捐贈政治獻金之主體，否則必須返還或繳庫，選後必須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營利事業對同一政黨、政治團體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看來候選人收受獻金的每一步驟皆規定詳細，但為何這些「陽光法案」無法達到候選人金錢流向的透明化？

漏洞一：後門太多  基金會、後援會不受管轄

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尚志研究指出，目前政府幾乎無力管制枱面下的政治獻金收受，以監察院現行人力也只能抽樣查核。事實上，監察院查核以形式審查為主，也就是看候選人政治獻金的金額或對象是否有違反法令規定，但是「《政治獻金法》對意圖隱匿者，並無實質的約束力。」

律師出身的民進黨發言人黃帝穎也指出，政治獻金黑幕重重，「監察院的查核能力與公信力不足，要負很大的責任。」

此外，現行法規未限制政黨對候選人的捐助，造成財力雄厚的政黨可不斷補助候選人，也讓政黨成為企業捐款給特定候選人的白手套，致使限制捐獻總額上限的立法原意盡失。部分政治人物透過成立基金會、後援會來募款並使用，也不受《政治獻金法》管轄，成為政治資金管制的大漏洞。

漏洞二：罰則太輕  當選無效才能有效嚇阻

《政治獻金法》規定，如涉及違法收受、超額捐贈、匿名捐贈及不實申報、漏報等事項，僅須受到行政罰（二十萬到一百萬元不等的罰鍰），但美、日、德、韓等先進國家，相同的罪行通常都處以刑事罰。

有的國家甚至不只是刑事罰，還會附加褫奪公權及沒收。例如日本政黨、政治團體及政治人物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相關規定，將面臨有期徒刑、褫奪公權等處分，違法捐獻者也將受到處罰，收受的違法捐獻也須追繳。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指出，現行《政治獻金法》最大問題，就是罰則太輕，「不影響候選人當選資格，他怎麼會痛？無論罰鍰如何提高，會違反的人，只會把這些罰鍰當成選舉成本、不斷上加。」若違反《政治獻金法》情節重大者，應直接面對當選無效的處罰，才能收到嚇阻效果。

監察院公布的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候選人政治獻金收支結算報告，馬英九、吳敦義以五一．六％得票率打敗對手蔡英文、蘇嘉全四五．六三％的得票率，但馬吳配的政治獻金收入四．四六億元，支出四．四四億元，低於馬英九○八年的競選支出六．七億元，更遠遠少於蔡蘇配的支出七．一億元。

漏洞三：經費上限不合理  兩次大選花費藍比綠少？

但眾所周知，○八年民進黨深陷扁案泥淖，馬英九、蕭萬長以五八．四五％得票率壓倒性打敗對手謝長廷、蘇貞昌，順利登上大位，何以一二年這場雙方實力旗鼓相當的選戰，卻花了更少經費？

按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三十八條規定，計算之後，一二年的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上限為四．二億元，無論是花費四．四億元的馬英九，或花費七．一億元的蔡英文，競選經費均已超標。明知候選人公布的花費有疑問，現行法令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更荒謬的是，因為沒有查核與處罰機制，導致形同具文，即使候選人違反上限，也毋須受罰。

關於競選經費上限規定，早有學者、立委提出警告，認為這項法條的金額計算方式，根本不敷實際需求。而陽光法案的目的，是讓候選人競選經費的來源與去處公開透明，若法令上限規定不合理，導致候選人隱匿，隱匿後卻沒有罰則，是不是該訂定更合理的上限？

在一九九五年立法過程中，政大公行系教授薄慶玖曾提出「聾子的耳朵、只是做做樣子」的譬喻，認為如果對競選經費的查核不能嚴格執行，倒不如取消競選經費上限。像美國對於選舉經費上限規定得比較寬鬆，最高法院曾對此表示意見，只有在候選人接受公費補助的前提下，政府才具有法理基礎限制其上限。

不規定則已，一旦規定後就要嚴格查核，法令規定才有意義。例如：新加坡就有嚴格的上限規定，若競選經費超過上限，將須繳交罰鍰，且三年內不得再選舉、被選舉。

無論欲採取哪一種制度，台灣的政治獻金諸多制度缺失都應盡速修正，莫再讓一六年的總統大選，持續籠罩在「非法政治獻金」疑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