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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抓住,永不放手

緊緊抓住,永不放手

借鏡人生

名人專欄

2015-01-02 12:30

不是只有小孩在拔河,這些新住民媽媽,也在和台灣社會的漠視拔河。你知道現在台灣的新住民人口有多少嗎?甲仙國小拔河隊裡,每三個小朋友,就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新住民。

緊緊抓住,永不放手!
抓住繩子, 抓緊了, 就會知道, 那條河不能帶走一切……

紀錄片拍了十幾年,每一部片子幾乎互有關連。身在其中時沒有特別感覺,整個歷程拉開來看,才發現常常這一部延伸著上一部。走到「拔一條河」的階段,可以說是將很多過去的點滴連結起來,算是某個階段的小結。

二○○三年的「新宿駅,東口以東」算是我第一部紀錄片長片。我的紀錄片很少只講一、兩個人,我喜歡講一群人。例如「奇蹟的夏天」是一整支足球隊、「被遺忘的時光」和「青春啦啦隊」是一大群阿公阿嬤,到「拔一條河」則是一整個鄉鎮。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宿駅,東口以東」的確是激勵我去講一個世代的開始,應該說是一群女性在某個世代的故事,往後延續到「拔一條河」 ― 前者講到日本去討生活的台灣女性,後者講嫁到台灣來的東南亞女性,她們都是被忽略的歷史。

當年拍「新宿駅,東口以東」時,「外籍配偶」這個概念還沒有現在這麼強烈,其中的確有幾個角色提到她的孩子瞧不起自己媽媽是台灣人,但在影片中算不上重點。反而是拍完之後,那一陣子電視「社會追緝令」非常紅,我很不喜歡節目每次只要提到外籍配偶時,都要講「假結婚真賣淫」、「台灣錢淹腳目」,把所有嫁來台灣的他國女性都講成是為錢而來、居心不良。當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新宿駅,東口以東」其實是碰觸到這個議題的類似面。片中酒店的媽媽桑二十年前在日本社會被對待的方式,或許也如出一轍。

這個感覺到了拍「拔一條河」時更強烈。我常想,二十年前,我們的母親、姊妹,可能也與這些來自中國、東南亞的女子一樣是人家的外籍媽媽,在日本遭到同等境遇。既然如此,現在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們?

拍片像是做社區總體營造

拍「拔一條河」,最早是因為統一超商找我拍一部微電影,要講他們各地7-11 與社區的故事。小倩問我甲仙在哪裡?我說就是小林村那邊,從高雄開車進去大概一、兩個小時。我什麼都還沒說,小倩就問:「可不可以不要甲仙?」

所有的拍攝只要離開台北,成本會變得非常高。比如器材的租借、人員的酬勞,都會因為交通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小倩一直苦勸我,拜託不要去甲仙,說我們公司樓下就有三間 7-11,找哪一間都可以,還說:「力州,我知道其中一間有新住民媽媽喔。」但我堅持不要,就是要去甲仙。沒有理由,只因為當年的風災。

小倩很清楚我的個性,也知道當下力挽狂瀾只是困獸之鬥。後來還是決定陪我去甲仙。第一次,一行人浩浩蕩蕩坐高鐵到左營,從左營再開車走山路進甲仙。我很容易暈車,一暈就吐,所以一進山路就後悔為什麼要選擇甲仙。但這是自己決定的,再怎麼後悔,也得撐著裝沒事。

甲仙的 7-11 很小間,門口只有一張圓桌,我們將近十個人,根本沒地方可以坐。就坐在 7-11 隔壁賣芋頭冰的阿忠店裡,阿忠也很熱情地招呼我們過去一起聊天。

基於拍攝微電影的任務,7-11 的阿和店長向我們介紹他在這裡做了鼓勵閱讀的活動。旁邊的阿忠聽了覺得有趣,也一起分享,話裡提到了小朋友的拔河隊。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拔河隊的訊息,很新奇,就請阿忠多說一點。沒想到阿忠說要請教練來,拿起電話開始打。後來整家店聚集了二十多人,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講拔河隊如何如何,講百香果蜜多好吃又多好吃。他們一直講,我們一直聽、一直記,欲罷不能。

微電影變成一支短片

原本最早是要拍一部三到五分鐘的微電影,只不過因為大家都來了、故事愈聊愈多,也聊得好愉快,從頭到尾都在旁邊的小倩知道大勢已去,她知道這件事一定失控,我一定會為所欲為。她本來以為我會因為暈車,對前往甲仙拍片心生畏懼,進而打退堂鼓,但看到晚上這一幕,她完全放棄了。

後來我們真的為所欲為,將微電影拍成整整三十分鐘的短片。拍攝過程中,我感覺甲仙這個小鎮的故事非常豐富,有發展成長片的可能性;而且那時已經看到了新住民媽媽這項元素,只是無法放在這三十分鐘裡。

片子完成後,選定七月十一日在統一超商的總部放映。我決定片子一放完,就說服他們繼續支持我拍長片。記得那天來的最高主管是副總經理,影片一播完,我偷偷瞄了副總經理一眼,結果看到這位中年男子淚流滿面,我覺得很有希望。接著公關經理帶我去打招呼,他握著我的手,一直說他好感動。發展成長片的計畫就這樣開始了。

拍「拔一條河」時,腦子裡不停的連結到「新宿駅,東口以東」。於是我們特別勻出一段時間飛去日本,再度記錄那群在歌舞伎町的媽媽桑,想知道她們後來怎麼了,打算也剪進「拔一條河」裡面,當作同為外籍配偶的對照組。

有次開會,他們直接建議我好好講拔河隊的小朋友就可以了,他們認為台灣社會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在乎這群外籍配偶,從行銷角度來看,這會影響到電影的市場。但我覺得如果台灣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在乎她們,這不就是我們拍這部片的原因嗎?我一定要講新住民的故事。


「拔一條河」首映會安排在二○一三年「台北電影節」,是那一屆的閉幕片。電影播完後,電影行銷公司回收的有效問卷約五百份,統計出來,觀眾最感動的地方,是新住民媽媽的片段和小朋友拔河。

新住民媽媽一直都是被漠視的,不是只有小孩在拔河,這些新住民媽媽,也在和台灣社會的漠視拔河。你知道現在台灣的新住民人口有多少嗎?過去台灣主要分閩南、外省、客家、原住民四大族群,但早在二○○九年,新住民媽媽的人數,已正式超越原住民總人口了。甲仙國小拔河隊裡,每三個小朋友,就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新住民。

記得有一天,我們和一位拔河隊的小男生在鎮上晃來晃去,他陪媽媽去菜市場買菜。菜市場小小的,我們跟著聽他們買菜、聊天。賣菜大嬸聽那媽媽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台灣人,問:「妳是哪裡嫁來的?」

媽媽邊挑菜邊說:「我從越南嫁來的啊。」

大嬸又問:「妳尪是用多少錢給妳買來的?」

她嫁來十多年了,絕不是第一次被這樣問,所以她練就了高智慧的回答。但是她身邊的孩子,怎麼理解母親被人家這樣問?聽到這些問話時,要怎麼認同自己的母親?如果我聽到人家問我母親「妳是用多少錢買來的?」我要怎麼認同我的母親?就算這個孩子認同自己的母親,那他會不會反過來對台灣社會充滿仇恨?

循著食物的味道回家


我也曾問一位柬埔寨媽媽,她的孩子是否會學母語?她說孩子都不敢讓人知道母親來自柬埔寨了,怎麼可能學母語。怎麼辦?柬埔寨是母系社會,傳承很重要。她的辦法是食物,將味道傳承下來。她講了一段話我非常感動:「有一天,我的孩子會長大,雖然他不會講母語,可是他會循著媽媽的食物的味道,在長大之後找到一條回家的路。」這是她讓孩子認同自己的方式。

這是我最希望在「拔一條河」裡呈現的命題。這群孩子現在還只是國小生、國中生,五到十年後,他們會成為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分子。我女兒現在四歲多,未來她的伴侶有可能會是新住民的小孩。這些孩子人口愈來愈多,如果他們成長過程中對台灣社會充滿仇恨,那會是台灣社會之福嗎?

當下我想,應該怎麼做?這群孩子的母親有這麼高比例是新住民媽媽,這部片子能做什麼?當我拍拔河隊的孩子、講他們的勵志故事之外,如何讓他們認同自己的母親?我可不可以透過一部紀錄片高舉他們母親的價值?身為甲仙的孩子,或者某位母親也是新住民的觀眾,當他們看到這部電影如此高舉他來自東南亞、來自他鄉的母親時,他會不會更願意認同母親、甚至更認同台灣社會?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有機會的。

拍攝「拔一條河」的動機非常多,還有一個是甲仙遭到漠視的部分。做為偏鄉,而且是重災區偏鄉,甲仙卻仍遭到高度漠視。有次我和甲仙的社工麗雲聊天,聊到關於體制,才知道台灣有關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業務的部門分屬不同部門職掌,不像原住民有原民會、客家人有客委會,對總人口超越原住民的一個新族群照顧等級之低,令人啞口無言。拍紀錄片這麼多年,跑過這麼多國家,看了這麼多人事物,從來沒看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漠視一個族群到這種程度,非常荒謬。

她們沒有聲音

原住民有原住民立法委員,他們有發聲的場域和機會,但新住民沒有。而且她們分散在台灣各地,真要選出代表,有一定難度。她們根本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再者,新住民的人口結構以女性為主,占了近百分之九十九,但台灣社會的政治態度大多是附著在男性後面的。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政治態度,多由夫家決定,所以,只要掌握她的丈夫,就掌握全家的選票,包含她的,所以根本沒人在乎她們。

甲仙的濃厚人情味

拍攝期間,我們在甲仙得到當地鄉親非常多照顧。例如吃飯和他們搭伙,一人才五十元,好吃又便宜。甲仙居民之所以方便讓人搭伙,都是為了到當地服務的外地人,尤其是在甲仙的國中小任教的老師。有些老師兩年一任,小朋友好不容易跟老師培養了感情,但時間一到老師就走了,他們已習慣跟老師說再見。甲仙人的想法很簡單,鄉下人眼中,當老師的讀書人都很厲害,如果能讓這些很厲害的人留在這裡,是鎮上的福氣。所以會煮菜的人使出渾身解數,做出好吃的菜,把這些厲害的人留下來。阿忠芋冰店隔壁的餐廳,從父親那一代就開始讓這些老師搭伙,到現在三十年。從五元吃到五十元,有老師、警察,還有郵差,連我們都跟著分一杯羹。

每次拍片告一段落要回台北時,他們會送我們好多芋頭,一袋一袋往我們車上丟,很像以前回鄉下,阿公阿嬤一直塞東西給你那樣。我們好感動,每次去甲仙都好期盼。

工作人員裡有個阿元,照一般標準來看,他是一個不及格的攝影助理。比如攝影師正在拍攝,一邊拍一邊交代:「給我 70-200 的鏡頭。」沒反應,再叫一次:「阿元,70-200 的鏡頭!」抬頭一看,人不見了,他跑去和小朋友打籃球。

可是甲仙的小孩和媽媽都好喜歡他,好多媽媽甚至想把女兒嫁給他,只好忍痛繼續留他下來工作。我後來決定讓他在影片裡出現,做為報復(是開玩笑的)。其實我想告訴觀眾,我們也在參與這個小鎮的生活。我們沒辦法把自己隱藏起來。應該說,在拍攝「拔一條河」過程中,我愈來愈認為,應該讓觀眾知道我們的存在。

學著說再見

前往、進入一個新環境,然後離開。我們要一直面臨不斷說再見這件事。離開往往令人痛苦,因為離開時你已經和被攝者建立起深厚的關係,甚至被攝者對於你的紀錄片帶著某種「生命即將獲得改變」的期盼,都是必然的壓力所在。

「進入」則像是一場冒險,一場新生活的開啟,對我們而言不會有太大困擾;或許對當地人會有,畢竟我們是一群整天背著機器晃來晃去的奇怪陌生人。但我會盡力不影響他們的生活,因為我不是逼迫型的拍攝。我們穿著短褲、夾腳拖,背著攝影機到處散步,他們會問我:「你在幹嘛?」我說:「拍紀錄片啊。」可是我們根本沒在拍,只是閒晃。第二天,他們又看到我們,問:「你們在拍紀錄片喔?」我們說對,他們又問:「拍完就會回去嗎?」我們還是說對。第三天,他們又看到我們,又問一樣的問題,之後,他們問了:「紀錄片是什麼?」這時候我們就會開心地向他們解釋什麼是紀錄片,甚至用筆電播一些以前拍過的紀錄片段落給他們看。

拍紀錄片的進入,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是「不急著獲得故事」。我不會急著用攝影機從被攝者身上得到我要的故事。在初見面、剛認識的狀況之下,劈頭就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認為很難得到好內容,所以我不急著做這件事,反而會先將我的故事、拍過的紀錄片告訴他,和他分享。當還沒得到他們的故事時,我讓他們先得到我的故事。在得到這些故事的過程當中,他們會說:「那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什麼什麼事。」這或許就是我們可以把攝影機架起來的時候了。

離開的時候,該怎麼說再見呢?我們同樣有一套做法。拍攝期,每個禮拜會去拍攝地點待上三到四天,拍攝好、剪接完、上映後的這段期間,約莫變成一個月去一次,一次去個三、四天,再來就變成兩到三個月才去幾天。還好現在有網路,我們透過網路聯繫彼此的關係。我們絕對不願意工作結束後,好像跟他們的生命歷程交換後,人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只能慢慢說再見。讓自己習慣,也讓被攝者習慣。

我常想,這是一種緣份,當我們從別人身上拿走他們的生命故事,變成一部紀錄片,播映出來之後,我們可能成就了這部影片,或許也成就了我們自己,甚至改變了被攝者的什麼,但我們總是拿走故事的人,所以這已成原罪。而這樣的原罪永遠會壓著我。這其實會讓你愈來愈謙卑,讓你真心尊敬這些人,因為你認識他們非常深,說起來也是好的。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 整理〉

作者:楊力州
1969年3月9日生,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現為紀錄片工作者。他的作品融合感性與趣味,又勇於挖掘世人不敢逼視的赤裸情感與種種荒謬矛盾的社會制度,使得他的作品除了最純真的人情以外,也是最沉重最銳利的社會刻畫。

(採訪整理:陳琡分)

出版:天下文化

書名: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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