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直在針對台灣、美國和世界許多國家進行一系列隱匿且全面的政治作戰，以實現其國家極權目標並獲取全球霸權地位——不費一兵一卒、不需開任何一槍。美國國防部戰略專家與智庫學者葛宣尼克教授，他發現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全球倡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衛生外交戰、頑強的「戰狼」與「小粉紅網軍」，以及對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持續入侵，都只是北京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政治作戰典型手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戰機構，是其追求區域和全球霸權的關鍵性武器；中國對內部群眾的殘酷鎮壓，是其獨特政治作戰被舉世公認的特徵之一。當今，中國禁錮至少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他們被關押在所謂特別殘酷控制下的「再教育營」，中國政府因此受到國際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以及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嚴厲批評。實際上，中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鎮壓採取更加隱匿的行動——根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說法，「中國系統性的反穆斯林運動，以及基督徒和藏傳佛教徒的壓制，可能代表了世界上對宗教自由的最大規模的官方惡行」。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政治鎮壓，遠比宗教壓制和思想控制更加致命。中共必須為造成數百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起政治責任，這些死亡是在災難性的大規模恐怖統治期間所發生的，例如「生產大躍進」(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以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事件」這場「相對」較小規模的流血暴行。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的研究發現，單單在「生產大躍進」時期，「對中國農民的系統折磨、暴行、饑餓和殺戮」是常態。在那四年內，有超過四千五百萬人「因工作、饑餓或被毆打而死亡」，而文化大革命導致至少有額外二百萬人被謀殺。在一九五○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反右派』運動等其他運動」中，還有一百萬到二百萬人被殺害。這種殘酷的鎮壓還包括聳人聽聞的報導，例如：中國目前大規模處決法輪功練習者和其他良心犯，「摘割器官，這些器官可以被中共官員大量出售以牟取巨大利潤」。有關中國政府以政治作戰手段迫害中國人民，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死亡人數的估算雖存在著激烈爭論，但數據顯示，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死亡人數可能高達七千萬人。
儘管中共確實在自己的國家犯下了大規模謀殺罪行，但它仍然牢牢掌握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權力，並持續宣揚崇拜毛澤東—他是這些致命鎮壓行動幕後的真正主謀者。中共官方英語報紙《中國日報》(China Daily)稱，中共在二○一九年十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期間，對毛澤東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尊敬和「虔誠」。 與俄羅斯不同的是，俄羅斯最終譴責了史達林的兇殘統治，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仍不願承認錯誤，迄今未對毛澤東近似種族滅絕的歷史罪行表達任何懺悔、贖罪之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機器「掌握了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時代使用政治符號和象徵的力量」，許多中國人熱衷於接受其極端民族主義的「愛國教育」計畫。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們面臨著無法想像的審查和思想控制，這對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是非常難以理解的。
此外，透過其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影響力，北京政府嚴厲批評那些在中共看來企圖「遏制中國崛起」或「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國際規則或行動。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宣傳機構，譴責那些批評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人是「不道德」的人，並譴責那些反對海外中國惡意影響力活動的人為「種族主義者」。
二○二○年五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在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強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的看法：「中國的黨國體制掌控著全球資源最豐富的宣傳工具。北京透過國營電視、印刷、廣播和網路以鞏固輿論主導權的傳播，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不斷增加。」
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制度牽連到美國機構，例如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最近《華盛頓郵報》批評其「實際上將中國反對言論自由的作法輸入美國」。事實上，中共定期對包括萬豪國際飯店、聯合航空公司、國泰航空、紀梵希和范思哲在內的世界知名品牌進行審查。好萊塢也已經被「收買」，以「避免觸及中共認為敏感的問題，並對全球觀眾製作呈現中國正面形象的軟性宣傳電影」。北京在傳達其強制審查要求方面非常清楚，如《環球時報》的一條標題所反映：「全球品牌最好遠離政治。」該文章譴責了所謂的「言論自由」，並對不遵守中共政策的人提出明確和隱含的威脅。北京還出口「暴力的積極手段」到外國，以支持其在國外的政治作戰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