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的歷史觀
在他統治俄羅斯的最近幾年，弗拉迪米爾．普丁自詡擔任了某些歷史學家的角色。自二○二○年春季開始防治新冠疫情的嚴格隔離以來，普丁花費了數月時間，致力於撰寫約七千多字的歷史評論文章，在文中，他平鋪直敘了歷史的論點，為之後的戰爭提供了意識形態的進軍指南。對普丁來說，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基本上相同歷史和精神空間的組成部分……一個單一的更大民族，一個三位一體國家的基礎根基」。這影響到所有導致戰爭的現實和戰術因素，也成為普丁的歷史認知和使命，這些都是他廣義上借鑒了俄羅斯十九世紀帝國歷史學家的思想，被反覆用來詮釋自己入侵行為的正當性。普丁的願景不是基於帝國主義的掠奪性，而是源自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優越感。普丁聲稱，對烏克蘭的戰爭並不是為了把外國人民置於莫斯科的麾下，而是要保衛他認為那裡根本上屬於俄羅斯族裔人民的權利。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精神、人文和文明紐帶，在數個世紀的歷史周期內形成，他們的根源來自相同的脈絡」，普丁在二○二一年七月發表的這篇文章中寫道。
「他們在共同的鬥爭、收穫和勝利中千錘百鍊，成熟堅強。我們的親屬關係經歷了世代傳承，在現代俄羅斯和烏克蘭生活的人民心上和記憶中，由他們的血脈相連結，使我們數百萬的家庭親密聯合。團結在一起，我們將始終獲得倍增的強大力量，以及贏取更加輝煌的成就，因為我們屬於同一民族。」
這場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歐洲最為血腥的戰爭，根據普丁自己的觀點，是圍繞著歷史而戰。或者更特別而言，是圍繞著普丁自我制定的歷史使命，來重新聯合被外國強權干預所導致分崩離析的單一族群，重建歷史記憶的輝煌實踐。
對許多現代烏克蘭人和某些西方評論家來說，回答普丁的「同一民族」論點，可能非常簡單。「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烏克蘭人並不是俄羅斯後裔，烏克蘭是一個古老的獨立民族，」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教授評論說，「烏克蘭具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當莫斯科甚至還不是個村莊時，基輔就已經是主要的都市和文化中心了。」
但是這兩種觀點都存在瑕疵。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是對的，他們的確是古老的民族—但在歷史上卻少有獨立性，而且在一九九一年從蘇聯繼承到的邊境內，也從未獨立存在過。普丁也是對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基輔羅斯（Kyivan Rus）政體的傳承後裔，但是在相同的歷史進程中，法國和德國也曾經是近現代查理曼帝國的聯合繼承者，這難以成為證實隨後各國歷史必然統一性的依據。
烏克蘭一直是個國疆國家、一個邊境地帶。在那裡，東斯拉夫民族和東正教世界，與西方和羅馬天主教影響相逢較量；也正是在那裡，俄羅斯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王朝的伊斯蘭世界，以及克里米亞劫持奴隸的韃靼人不期而遇。
儘管這兩個鄰國有著共同的歷史，但普丁根本性的錯誤，就是想像說俄語的烏克蘭人，自然地自我認為他們從民族性、政治性來說，都屬於俄羅斯。他的入侵結果，不僅證實了這大部分假設並不符合實際，而且使許多人被迫做出情願保留自己烏克蘭政治身分勝過其俄羅斯族裔背景的選擇。數百萬講俄語的烏克蘭人逃離莫斯科軍隊的控制，數以萬計的烏克蘭人自願參加對抗他們潛在「解放者」的戰鬥。對誕生在烏克蘭中部地區文尼察（Vinnitsa）的俄羅斯族歷史學家斯拉瓦．施韋茨（Slava Shvets）來說，普丁關於「同一民族」的言論，在政治上就等同於一個打老婆的男人，從家門口趕走前來過問的鄰居，並惱羞成怒地辯解，宣稱自己張揚地濫用武力只不過是「內部事務……我們可以在自己家裡，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儘管如此，普丁在另一個重要的概念上也說對了。幾乎對每個現代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而言，兩國之間的關係不是抽象的政治問題，更不是歷史問題，而是血統和家族的定位。
我們都喜歡相信，大家皆會以理性來思考問題；但是我們意識中的偏遠末梢，在埋藏深處的某個角落，總在用各自的血脈感知來進行思考。
邊緣領土
「烏克蘭」在字義上意味著「靠著邊緣」，衍生自一個古老的俄語詞彙「okraina」，或意味著物體的周邊。在現代俄語中，一個演說者的政治傾向將根據他們對這個詞的語法應用而立見分曉。如果說「na ukraine」—字義是「在周邊」—是使用這個詞作為副詞；若說「V Ukraine」，意為「在烏克蘭內」，就將這個詞提升為地域名稱。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特別包括普丁，皆運用前者的輕蔑語法，暗示性地將烏克蘭定義為「俄羅斯的邊緣領土」。
okraina一詞首先在十二世紀出現在書寫的詞彙中，但是實際上，現代烏克蘭的領地在這之前的幾個世紀內，就已經成為各種文明的邊緣領土。在黑海的北方海岸，古希臘文明初始遭遇到大草原野人，他們根據其咿呀語音稱其為「蠻族」，「這是後來被稱為西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第一個前沿。」歷史學家謝爾蓋．普洛希（Serhii Plokhy）教授這樣寫道，「這是西方開始確認自我，以及區分其他種族的地方。」在西元前第一世紀，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博（Strabo）勾畫出「歐洲」最東邊的邊界—他使用了這樣的詞彙，來描述希臘現存的、向外部世界的擴張—這個地區就是今天與俄羅斯接壤的烏克蘭東部頓河（Don River）流域。更遠處就是亞洲大陸。
基輔羅斯—不僅僅被普丁所認同，也被自十七世紀以來的俄羅斯歷史學者推崇為大斯拉夫國家的發源地—實際上不過是個北歐海盜聚集的公爵國（Viking principality），為了護衛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的貿易口岸而組建立國。這個國家的偉大締造者，基輔的弗拉迪米爾王子（西元九五八年至一○一五年）當時並未意識到自己名字所產生的現代含義。像自己的伯父—挪威國王哈康．西居爾松（Haakon Sigurdsson）一樣，他講古老的挪威方言，以丹麥王室的封號「沃爾德馬」（Waldemar）稱呼自己；他的祖父母是在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伊格爾王子（Prince Igor）和夫人奧爾佳（Olga），而同輩人則稱他們為英格瓦王子和海爾格王妃（Ingvar and Helga）。
在自己二○二一年發表的論文中，普丁迷戀的觀點之一，是外國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干涉行為。但是基輔大公（Grand Prince，在東正教中稱為聖公爵〔Saint〕）弗拉基米爾大帝—二○一六年普丁在克里姆林宮外為他矗立了十七公尺高的雕像—本身就是個外國人。從血緣、文化和語言上來說，他不僅是斯堪地那維亞的海盜，而且在位時，就是非基督信仰的異教徒，娶了八百多個嬪妃，還建造了許多異教神廟及雕像。在九八八年，弗拉基米爾建立了一個從波羅的海附近的家鄉諾夫哥羅德（Novgorod）一直延伸到第聶伯河下游的切爾索尼塞斯（Chersoneses，今赫爾松）的王國之後，下令他的斯拉夫子民皈依基督教，作為自己迎娶拜占庭國王巴西爾二世（Basil II）妹妹的代價。6他的兒子雅羅斯拉夫一世（Yaroslav the Wise）基輔大公—一個拜占庭國王的外孫、瑞典國王奧洛夫．舍特康努格（Olof Skötkonung）的女婿—引進了斯拉夫版的祈禱文牘，以及在一個世紀前由兩位希臘神學家發明的字母系統書寫的福音書的翻譯版本，這兩位名為西瑞爾和美多德（Cyril and Methodius）的希臘神學作者，都從未訪問過基輔羅斯。古老的斯拉夫語系，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有史以來的永久語言，是從保加利亞流傳到羅斯，那裡的統治者對基督教的接受，遠早於基輔的王子們。
基輔羅斯的基督教復興，被普丁引述為俄羅斯世界的奠基時刻。但這也是起始於外國的王子們，他們將外來宗教、外國語言和文字體系，強制推廣到自己的斯拉夫社稷之中，為了將他們的臣民帶入歐洲的基督教世界。就像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一樣，俄羅斯的歷史和種族特性，並不是由一個民族朝著自己的歷史命運不可阻擋地前進形成的，而是由外來者一波又一波的征服和統治形成的。
由弗拉基米爾大公和後代統治的國土，直到將近九百年之後，才重新被統一在單一的國家之中，新的統治者又是個沒有俄羅斯血統的另一個外國人—索菲亞．馮．安哈特—采爾布斯特（Sophie von Anhalt-Zerbst），這就是更被人所知的女皇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穩定疆土的過渡期間，現代烏克蘭的領土上戰亂頻繁，先後被蒙古、韃靼和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所占據。在其北疆，混戰中的各俄羅斯公國最終被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所統治，進而在十五世紀末決定性地擺脫了蒙古侵略的枷鎖。正是在這一時期，我母親家族中第一位載入史冊的成員—誕生在名為比比科（Bibik Beg）、當時已經是金帳汗國內的一名韃靼軍閥—加入了獲勝的陣營，於一四七七年宣誓效忠莫斯科大公國的王子伊萬三世（Ivan III）。這個剛被冊封的俄羅斯貴族，用俄語將自己的姓氏定為比比科夫。與普丁族群民族主義敘述的，俄羅斯族群民眾不可阻擋的崛起相反，在十六世紀末期，將近三分之一的俄羅斯貴族階級實際上起源於韃靼族裔。
隨著蒙古勢力的崩潰，莫斯科大公國在烏克蘭土地上最強大的對手，轉為來自西方的立陶宛大公國（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及他的繼承者：波蘭—立陶宛聯邦，以及南面的鄂圖曼帝國和它的韃靼盟友。烏克蘭中部缺乏易守難攻的自然邊界，就成為了爭議不斷的無人之地。由克里米亞韃靼人（入侵中亞的土耳其族後裔）發起的奴隸掠奪行動，將草原變成極度危險的無人棲息區。在十六到十七世紀之間，約有一百五十萬到三百萬的烏克蘭和俄羅斯人，被賣到屬於鄂圖曼帝國領地的克里米亞半島的奴隸市場上。一位烏克蘭的奴隸女孩—羅克塞拉娜（Roxelana，一五○四年至一五五八年），先是成為蘇萊曼大帝的妾，後來成為他的正式妻子。
獵取奴隸的危險和缺乏任何形式的政府集中管理，意味著只有最強悍、最孤注一擲的人，才敢在第聶伯河下游窪地定居。首批出現的哥薩克人（Cossacks）—這個詞源自於土耳其語，意指自由人或強盜—就是由脫逃在外的奴隸組成的遊牧幫派，以漁獵、陷阱狩獵和盜竊維生。「他們有些是在逃避家長的權威管制，或者擺脫奴役的命運、官役的攤派、犯罪的追究（官方的懲罰）以及債務的逼迫，」專攻十六世紀前期編年史的歷史學者米哈爾隆．立陶納斯（Michalon Lituanus）寫道，「也有人被更豐富的獵物和更廣闊的空間所吸引。」哥薩克在歷史的流行記述中，最著名的描述就是：羅斯沙皇最忠誠、最反動的騎兵突擊部隊。但最初的哥薩克人主要講烏克蘭語，他們逃脫了在波蘭—立陶宛聯邦富豪和貴族巨大莊園農場中的繁重勞役，在現今烏克蘭中部危險的草原上過著自由但不穩定的生活。
如今的現代烏克蘭大部分地區曾經屬於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時間，比它屬於俄羅斯帝國的時間還要長。到了十七世紀，位於烏克蘭中部的哥薩克人，這些最初出現於社會邊緣並反對既有政權的人，已成為了具有自身政治、軍事力量的勢力。在隨後的努力中，哥薩克人試圖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既與鄰國波蘭人、莫斯科人和鄂圖曼人建立共同目標，也反抗過他們。在一六一○年及一六一八年，哥薩克軍隊自身作為波蘭軍力的一部分占領了莫斯科，但是到了一六五四年，札波羅熱哥薩克（Zaporozhian Cossacks）的首領—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卻背叛了他的波蘭主人，宣誓對莫斯科大公國的沙皇阿列克謝．羅曼諾夫（Aleksei Romanov）效忠。三個世紀之後，此事件被烏克蘭出生的蘇聯領袖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大肆慶祝，稱之為烏克蘭和俄羅斯「兄弟民族」的「重新聯合」，但雙方都需要翻譯才能互相理解，哥薩克人清楚地認為，這項誓言是結盟而不是屈服的行為。
赫梅利尼茨基對羅曼諾夫的效忠宣誓，為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定下了模式，這一模式持續了數世紀，甚至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即交易性的關係，並在外部勢力的壓力下，由權宜之計所主導。確實，於一六七四年在基輔的洞窟大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Caves）印刷出版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將基輔稱譽為莫斯科大公國沙皇的「第一首都」，以及賦予其莫斯科大公國東正教誕生地的稱號，但實際上，這是基輔正在預備防範鄂圖曼的進攻，以及面臨波蘭正要求莫斯科大公國歸還領土時的緩兵之計。《斯拉夫—羅斯民族起源，以及神聖保衛基輔之城之第一王子的歷史紀實年譜》（The Chronicles of the Origin of the Slavo-Ro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yiv），是在絕望乞求莫斯科的軍事支持、以對抗基輔敵人的氣氛下，緊急完稿出書，這本創立了如今大多數俄羅斯人仍接受的關於基輔起源的民族神話的書，實際上是馬洛羅西亞（Malorossiya，意指「小俄羅斯」，正如作者對烏克蘭人的描述）的一個早期嘗試，旨在扭曲歷史以服務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為普丁的二○二一年論文提供了直接的先行論據。
到了一七○八年，為了反抗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由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酋長領導的最後一次哥薩克大起義時，烏克蘭的酋長們對他們所謂的共同歷史有了截然不同的態度。「莫斯科，就是大俄羅斯民族，總是對我們的小俄羅斯民族心懷憎恨，」馬澤帕酋長在一七○八年十二月寫道，「在他們惡毒的意識中，早已決定了要將我們的種族推向滅亡。」 馬澤帕的反叛—儘管受到了俄羅斯宿敵鄂圖曼帝國的支持—最終還是被殘酷的鎮壓所粉碎。隨著馬澤帕的死亡，烏克蘭人最後一次認真地、企圖創建自己獨立國家的嘗試也無疾而終，直到兩個世紀之後，俄羅斯帝國自身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中轟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