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就是重災區！老師上課前先確認有無上面交辦：量樹高算碳排、回應民代索資…能從打雜回歸單純教學？

「能扯上教育的事，通通都丟給學校。」桃園市國小教師張瓊方苦笑。過去以為，教師在校園中的主要任務是課前備課、規畫課程，課後改作業、評量成績，關注學生學習情況，才是教育本質。

然而，現實教學現場的工作模式，早已不是上述的單純劇情，第一線教師還得肩負各種政策宣導的任務，及教學以外的庶務。一位教師每天上第一堂課前得確認有無「上面交辦」的政策要宣導，有時還要因SDGs（永續發展目標），幫忙量樹高、計算碳排，甚至回應民代索資，這些額外行政工作長年引起教師團體高度關切。

▲教師的壓力不只有近年漸趨頻繁的投訴風潮，學校長年行政事務繁雜，也是導致教師提早離退的因素，引發教團關注。（圖／全教總提供）

力推簡化  仍疲於配合政策

國小就是重災區，有數十年教育行政經驗的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台北市延平國小校長陳清義指出，作為義務教育的第一階段，國小常被視為政策宣傳首選，而行政人員編制又少於中學，「中學有副組長、幹事，國小沒有。」負荷相對更重。

堆積如山的行政庶務，讓教學現場的老師不堪重負。面對第一線教師的不滿，2025年底，教育部推出三大行政減量措施回應。第一，以系統填報取代紙本作業；第二，整併填報；第三，是調整研習或填報的對象、頻率。教育部強調，他們共檢視了150項業務，其中104項完成調整，調整比率達69％。

像是原本得定期個別填報的教職員人力編制、授課節數、學生就學情形等九項資料，過於繁複的表格，占據老師們太多時間，教育部主任祕書林伯樵表示，經檢討後，已將這些表單併入兩大系統，簡化填報流程。

不過教育部推動的減量措施，著重在「行政流程」的瘦身，陳清義直言：「確實有在減量，但減少的不如增加的多。」而第一線教師最關切，更在於能否「源頭減量」。

增加的行政事務，主要來自兩大面向：首先是各部會、地方政府的宣傳與活動，通通落到學校身上。

舉例來說，各項地方政府主辦的競賽，得要由各學校輪流承辦，「來當老師，原本以為頂多要辦自己校內的事，沒想到還得去籌辦全市的比賽。」陳清義說。

再來是，非屬教學範疇的工作也由老師承擔。宜蘭縣一所小學的33歲教師小邱（化名），剛當老師第三年就接下學校總務主任，負責學校招標、工程等與教學無關的行政工作，每周只上六節課，「我的時間有8成在做行政。」他苦笑。

更荒謬的是，教育部提出為教師加薪、休假等相關福利政策，竟加重學校的行政負擔。例如，教育部去年12月31日宣布調漲教師鐘點費，但往前回溯至去年9月，導致發出去的錢要重算、再發放，曾擔任過教學組長的張瓊方無奈指出：「對教學組和出納組都是災難！」

另外，教育部於2025年10月推動，「以時申請」的教師身心調適假，這項「學校不得拒絕」且「不得列為考核因素」的假別，原本是立意良善，卻讓學校往往為了找代課老師，疲於奔命。

分擔壓力  須增加專責人員

近年教育議題愈來愈受外界關切，從校事會議召開、民代在議會質詢，到1999等市民服務熱線，各方檢舉陳情和後續處置，也向上疊加、增添不少行政負擔。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張永青舉例，去年台中市爆發非洲豬瘟，有議員質疑學校學生午餐的廚餘處理流向，台中市府因此要求全市學校調查午餐廚餘處理方式。「擔任『午餐祕書』，負責校內營養午餐事務的老師，就得去調查廚餘處理方式。」

各種行政工作的累積，壓縮教師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無可避免影響教學品質，讓理應是校園主角的學生，成為潛在犧牲者。愈來愈繁重的學校行政，也導致部分教師因此喪失成就感，像是小邱就倍感迷惘，逐漸萌生退意，一度想離開教師工作崗位。

教育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也反映出第一線老師正大量離開教育現場，2020年全國高中以下的教師離職人數為179人，到了2024年，增加為262人，短短5年增加4成6，人力荒加上高流動率，形成嚴重惡性循環。

對於教師兼任行政職所產生的困境，立法院法制局早在2021年就做出一份研究報告，建議對部分「不屬教學專業領域」的主管職，開放由教育行政職系的公務人員專任，讓教師回歸教學專業。

陳清義建議，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後，地方財源增加，地方政府可以透過約聘僱人員增編學校人力，來減低學校行政壓力。

部分地方政府已著手行動。6月8日，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將於今年8月起針對國中小依規模，分別增置1至3人不等的編制外專責行政人力，這項計畫將增置303人，由學校自行針對需求徵才，讓行政庶務交給專責人力，教師能回歸教學專業。台中市也在工會爭取下，讓中、大型學校有專職約聘人力，例如出納人員，分擔行政工作。

參照外國  明定指引細分權責

曾任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專業發展中心執行長的宜蘭縣教師葉明政，認同以增加人力來作為行政減量的檢討方向，但他也強調，「最大的問題還是主管機關不敢幫學校擋下來！」現在學校背負太多政令宣導工作，葉明政表示，主管機關應該拒絕其他部會以宣導教育為名，將任何事都丟到學校。

事實上，不只台灣，日本等國家都曾面臨因學校行政事務暴增，教師工作壓力繁重，導致人員流失的根本性難題。

2019年1月，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學校工作方式改革的具體方針，將一直以來的教師工作分成「應由學校以外單位負責」、「屬學校但不一定由教師擔任」、「屬教師工作但可減輕負擔」三種層次。

舉例來說，日本將交通導護、學校收費處理、與社區的聯繫，認定為原則上應由學校以外單位負責；而成績、評量等課堂外的調查及統計雖屬學校工作，但不一定要由教師擔任。

英國也同樣將學校工作細分進行檢討，英國的《學校教師薪資及待遇指南》就明確訂出21項「教師不應承擔的行政任務清單」，包含「分發給家長和學生的各項通知」、「校外旅行和住宿活動的行政管理」等事項。

回到台灣，針對校園行政減量，教育部國教署表示，已於今年3至5月辦理三場分區座談會，國教署希望地方配合，「期盼地方政府能從制度、流程及人力支持等面向持續精進，以減輕學校行政負擔。」

國教署也指出，將研議放寬副組長設置，來承擔行政業務，及推動跨校行政合作，以免偏遠小校獨自擔負過大行政壓力。另補助學校增置編制外專任或兼任人力，支援校務推動、分擔行政工作，使教師能更專注於教學。

張永青肯定國教署願意正視第一線教師的行政負擔，但他也強調，有些措施國教署早能開始處理，「像是在法令中明定增聘專職人力，而不只是補助。」以及在源頭就替學校擋下其他部會的宣傳需求。光是這兩點，就能立即為老師們減壓。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學校教育不能打折，在人力缺口下造成的教學量能下降，精簡與學生無關的行政事務，中央、地方都必須動起來，才能讓校園回歸教學本業，守住教育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