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間只隔著短短100英哩的台灣海峽，台灣要有阻止中國兩棲艦艇攻擊的能力」。曾任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榮譽講座，與麥道航太駐台代表的廖宏祥指出，台灣應該以數量多、噸位較小的水面作戰艦艇取代驅逐艦與巡防艦。他認為這樣更可能在中國真的越海攻擊中存活，並持續保有反擊中國兩棲登陸部隊的能力。
廖宏祥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萊爾上將，日前在國際安全戰略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期刊中聯名以「台灣如何贏得台海—更靈活的海軍能拒止中國」為題投稿，提出台灣面臨現代作戰的變革，應逐步淘汰過時的戰艦，而將有限人力、經費與維保資源轉向更符合未來作戰需求的輕型水面艦艇。
他們談到這樣的核心概念時指出，大型水面艦在台海中顯得相對脆弱，面對中國在情報、監視與偵察（ISR）、電戰系統、無人載具與飛彈等投入大量資源，台灣的大型艦在科技戰中更易被偵測到與攻擊。
不過，他認為台灣有一個優勢：解放軍的大型兩棲艦艇在狹窄水域中同樣更加脆弱，而且難以更小、更具匿蹤性的載台取代。台灣正好可利用這種不對稱性，以數量更多、噸位較小的水面作戰艦艇逐步取代驅逐艦與巡防艦。
廖宏祥提到，台灣海軍現階段造艦包括有一艘全新的7,000噸級軍艦、12艘3,000噸級輕型巡防艦及巡邏艦、八艘潛艦與輔助艦艇；但這些重大計畫將延續至2030年代末期。面對中國的威脅，他認為台灣海軍亟需轉型，但大型艦艇卻成為轉型阻礙。
為什麼呢？兩位作者認為讓大型艦艇具備足以在台海高強度海戰中生存的匿蹤能力與多層次防禦系統，成本高得嚇人；可是若缺乏這些能力，它們又可能過於脆弱，難以有效執行海軍最重要的戰時任務。
文章以美國海軍的「星座級」（Constellation-class）巡防艦計畫為例，原先每艘預算約10億美元（約合新台幣316億元），之後慢臨成本攀升挑戰。在計畫取消前，每艘成本已攀升至約15億美元（約合新台幣475億元）；即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這些戰艦仍缺乏在狹窄水域對抗先進敵手所需的能力。
相較之下，15億美元早已超過台灣海軍整體造艦計畫的年度預算。
他認為台灣可以建造700至1,000噸級、具匿蹤能力，且配備飛彈，與空中、水上、和水下的無人載具的巡邏艦。這些艦艇較難被偵測與鎖定，同時仍保有足以攻擊渡海中國艦艇的火力。再結合現有岸置機動反艦飛彈、具備反艦打擊能力的戰機，以及八艘潛艦的整體規劃，台灣可以建立一套分散且難以摧毀的海上拒止體系。
海上的活靶？近代海戰一再證明，大型軍艦愈來愈難生存
廖宏祥指出，過去40年的重大海戰顯示，任何預期在敵方海岸附近作戰的海軍，都應避免讓兵力結構過度依賴大型且昂貴的艦艇。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就是一例。阿根廷投入福克蘭衝突時，擁有一支實力可觀的艦隊，包括「貝爾格拉諾將軍號」（General Belgrano）巡洋艦與「五月二十五日號」（Veinticinco de Mayo）航空母艦。但在英國潛艦擊沉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後，阿根廷立即將其餘大部分水面艦隊（包括航艦）撤回靠近本土沿岸的水域和港口，直到戰爭結束。
6年後在波斯灣，美國海軍於「螳螂行動」（Operation Praying Mantis）中結合監視、戰機、艦艇與精準武器，重創伊朗海軍。美軍在一天之內擊沉或重創數艘於波斯灣狹窄水域活動的伊朗水面艦艇，其中包括兩艘大型巡防艦。福克蘭戰爭說明了損失大型軍艦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而螳螂行動則凸顯：當艦艇面對擁有更有效「殺傷鏈」的敵手時，將承受極大風險。
所謂殺傷鏈，是指偵測、識別、追蹤、鎖定目標並加以攻擊的完整流程。對台灣而言，教訓在於：如果大型軍艦無法存活到足以發揮戰力，再強大的火力也難以產生作用；而如果大型軍艦在戰爭初期遭受損失，也可能產生連鎖效應，削弱海軍持續作戰的能力。
廖宏祥強調，無論從政治或軍事角度來看，損失一艘小型艦艇的代價，都遠低於損失一艘大型軍艦。
他再以烏克蘭在2022年遭俄羅斯入侵後的黑海戰場為例，實力較弱的一方無須取得「制海權」，也不必擁有與對手規模相當的艦隊，仍能在交戰水域有效牽制強敵。
作者指出烏克蘭結合陸基反艦巡弋飛彈、大量無人水面載具與無人機，以及外部情報支援，使俄羅斯黑海艦隊付出慘重代價，並迫使其大部分艦艇遠離烏克蘭沿岸。俄軍旗艦「莫斯科號」（Moskva）遭擊沉，就顯示即使是配備多層次防空系統的大型軍艦，面對有效的殺傷鏈仍可能十分脆弱。
文章指出，現在美伊衝突進一步印證這種模式：美國與以色列在衝突初期摧毀了伊朗大部分水面海軍力量，但美國海軍在試圖殲滅伊朗分散部署的飛彈、無人機、巡邏艇與布雷艇威脅時，卻遭遇重重困難。因此儘管伊朗失去絕大部分傳統海軍力量，仍保有威脅航運並阻斷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通行的能力。
「小即是美」不是口號：小型艦、無人艇如何撐出台海拒止戰力
廖宏祥受訪時表示，實力較弱一方不用控制周邊水域，就能阻斷更強大敵軍的行動自由。因此在台海衝突中，台灣海軍的目標應是「海上拒止」（sea denial）：阻止解放軍在台海取得行動自由，使其無法不受限制地發動入侵。達成海上拒止並不代表台灣應放棄水面艦隊，而是應建立一支不以數量更多的小型巡邏艦為核心。這些戰艦可分散、獨立運作、共享情資並協同攻擊，使整體艦隊更有可能在第一波攻擊中存活，並持續攻擊入侵部隊。
今年7月，台灣總統賴清德出席海軍第八艘、也是最新一艘飛彈巡邏艦「丹江軍艦」的成軍典禮。這艘由台灣自行建造、噸位較小但火力強大的巡邏艦採用創新的雙體船設計，兼具高速與穩定性；預計年底前，還將有四艘同型艦艇成軍。
廖宏祥認為，台灣造船業已具備快速生產這類艦艇的能力，而持續量產可望透過經驗累積與規模效益進一步降低單艦成本，同時讓後續批次逐步整合新型武器、感測器、無人系統與實際操作經驗。這些艦艇每艘交付海軍的成本不到2億美元（約合新台幣63億元）；無人水面艇約20萬美元（約合新台幣633萬元）。相較之下，一艘7,000噸級軍艦的估計造價高達20億美元。因此停止建造大型軍艦的經費，顯然足以讓台灣海軍擁有更多的巡邏艦，與無人水面和水下艦艇。
他強調，台灣最新的特別預算與下一階段海軍計畫，將透過海上監視無人機、升級指揮管制系統，以及導入人工智慧輔助的戰鬥決策支援系統，進一步強化殺傷鏈。這些能力都是建立有效海上拒止體系、阻止中國部隊自由跨越台灣海峽的關鍵基礎。
但台灣殺傷鏈能發揮功效的科技是一把雙面刃，因為解放軍也會運用類似科技攻擊台灣的大型水面艦。台灣唯有同步調整艦隊兵力結構並升級相關能力，才能更充分地為中國可能發動的入侵做好準備。
在他看來，重組後的台灣水面艦隊，也可與建造八艘新潛艦的計畫相互配合，其中首艘潛艦已進入海試階段。潛艦速度雖比巡邏艦慢，卻更具匿蹤性。巡邏艦發射的飛彈與無人機可攻擊艦艇水線以上的重要部位，將之重創甚至擊沉；而潛艦發射的魚雷則可從水線以下造成致命破壞。因此重新思考水面艦隊的建軍方向，是讓台灣海軍投資發揮更大效益的關鍵。
台灣海軍如何「修正航向」？從大艦思維轉向分散、靈活作戰
廖宏祥並指出，台灣海軍轉型面臨的阻礙，主要來自體制。因為大型戰艦能為造船廠帶來合約、創造就業機會、帶來國家成就感，是政府重視國家安全的具體展現。相較之下，大眾看不到堆滿無人載具的倉庫，也看不到隱蔽部署的機動飛彈發射車。對海軍高層而言，維持現狀往往也比推動重大變革容易。
台灣現有的驅逐艦與巡防艦，其中許多源自已有50年歷史的美國設計，其操作方式、訓練與維保體系都已為部隊所熟悉，因此在體制上屬於較為穩妥的選擇。
他認為，台灣應逐步將老舊艦艇除役，揚棄熟悉的載台與行之有年的作戰訓練，而軍事將領可能也會因此承擔風險，必須面對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挫折與批評。但這些挑戰難以避免，即使面臨批評，政府與國防部仍必須持續支持這些改革，並向社會大眾清楚。
經過多年停滯後，台灣的國防支出終於開始增加。台灣2027年擬議國防預算可能超過GDP的3%，立法院也在5月通過一項250億美元（約合新台幣7921億元）的國防特別預算，雖然規模龐大，但仍低於行政部門最初提出的400億美元（約合新台幣1.27兆元）。
兩位作者直言，如果把這些寶貴資源投入過時的防禦概念，繼續部署數量有限且容易遭受攻擊的大型戰艦，台灣並不會因此變得更安全。台灣需要一支分散、靈活、生存力高且具備強大打擊能力的海軍，才能在台海有效拒止解放軍的進犯。這樣的海軍在海上檢閱時或許不如大型艦隊壯觀，卻更能有效嚇阻中國可能發動的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