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去年底出版了《魯迅與我七十年》，在書的最後，他寫出了一樁公案，就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到上海小住並邀文人茶敘座談，當時俄國小說翻譯家羅稷南當場問了毛主席一個問題：「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怎麼樣？」毛十分認真地沉思片刻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就識大體不作聲。」羅驚出一身冷汗，從此謹言慎行，不敢亂說亂動。
魯迅是毛吹捧得最高的當代文人了，其可能的下場猶如此，還好他死得早。老舍的「茶館」也差不多。這個歷經滿清、軍閥、民國三個時代的茶館主人及其老客人，慘遭政治暴虐的摧殘，令人驚心動魄，中共也大肆吹捧，奉為中共革命正當性的證明。
但是我也問過大陸文人，如果茶館「有幸」生存到解放後，其下場如何？那些文人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地說：肯定遭到鬥臭鬥垮，而且會比前三個時代更慘，因為茶館老闆是小資產階級，又是地主（房主），裡面的客人不是封建階級，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
本文的重點不在這些，而在大陸受過迫害的人說的那句話：「如果連魯迅的下場都這樣，我們受的罪就不算什麼了。」這包話反映出來的正是中國人無可救藥的奴性。正因為這種奴性，暴政可以不斷光臨而無所畏懼與反省。這也是當代台灣文明高於中國文明之處，台灣經過抗爭，已迫使政權向白色恐怖（包括二二八）受害人公開道歉並賠償，也據此發展出民主自由體制。台灣人基本上已不必擔心暴政再臨，除非遭中共「統一」。
台灣人並沒有「連雷震、孫立人都受害， 我們的苦就不算什麼了」的阿 Q 思想；納粹時代倖存的猶太人也沒有「連 XX 大人物都受害，我們算什麼」的愚昧想法。人民一定要記得苦難，與暴政斤斤計較，而不是寬恕暴政，暴政才會止息。米蘭．昆德拉說：「人民對抗暴政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柏楊也說：「忘記暴政，暴政一定再來。」這正是中共不准人提起文革、提起天安門屠殺的原因。有中國人這樣馴服善忘的民族，當政者不搞暴政，太對不起自己了。
魯迅一生對抗的就是專制主義和奴才性格，他在（遺囑）中說：「血債要用同物來償還，拖得越久，越要付出更多利息。」在另篇文章中他也說：「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他指的不是一般相爭的兩造，而是人民對政治的態度。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認為，民主政治奠基於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懷疑，甚至敵意上。正是這種態度，政治受到嚴格的監督與制衡，暴政才失去孳生它的土壤。
柏楊碰到以前刑求他的特務時，完全不假辭色（除非那人道歉），是正確的態度。因為這不是他個人度量胸懷的問題，而是為全體人民向政治表達某種不妥協的大原則；施明德在政府道歉前即表示原諒迫害他的政權和人物，是和稀泥，是做不良示範；不過，比起大陸的奴才又要好一些了。文革結束後右派平反，黨幹到受害人家去宣布平反，絕大多數受害人包括大哲馮友蘭竟痛哭流涕，大叫：「黨終於明白我不是右派了，感謝黨的大恩大德。」
有什麼人民，當然就有什麼政權，武大郎養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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