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衡量一個國家從哪裡觀察？先看文化底蘊，再看信任基礎，若兩者皆無「社會還是脆弱的」

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本周一（11/10）將第三屆李國鼎獎頒給宏碁集團共同創辦人施振榮，以及前工研院院長史欽泰，並且請來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以「用什麼衡量一個國家 - 從施振榮與史欽泰談起」為題，發表演講。

龍應台後來把演講全文貼在個人臉書上。

以下是她在李國鼎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全文。

用什麼衡量一個國家 － 從施振榮與史欽泰談起

裝訂工

從前有一個小男孩，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裡。父親是個鐵匠，要養活四個小孩。其中老三，大概七八歲的時候，就去送報紙。那時候，人們負擔不起訂報，所以是分享制度。小男孩送完一批報紙之後，等一段時候，要回頭去把報紙一家一家收回，然後再把同一批報紙送去下一波等著讀報的人。

這個七八歲的小孩，到了十三歲的時候，就被送去一家小書店做裝訂工人。當時買書的人買到一本的所謂「書」，都是一落一落散裝的書頁，買書的人得捧著書頁到裝訂商那裡去讓書裝訂成冊。

這個十三歲的小工人，因此有了讀書的機會：每一本送來裝訂的書，他就沒日沒夜地把它讀完，而且詳盡地做筆記。

他發現自己特別喜歡讀跟電機、物理、化學相關的書。不但深讀，而且常躲到老闆的廚房裡，用鍋碗瓢盆跟著書裡的說明動手做各種實驗。

有一次書店的顧客送給他一張門票，是去聽一個化學家的演講。那個年輕的化學家叫做Humphry Davy - 他一個人發現了六種新元素，也用實驗證實了「一氧化二氮」（N2O) 可以用來麻醉。

半導體

距離這個裝訂工少年去聽化學家演講一百四十多年之後的1947，第一個功能性半導體器材在貝爾實驗室被發明了，但走到那一步卻有一百年的過程。第一個關鍵的里程碑，就是在1833年英國的 Michael Faraday，法拉第，第一次紀錄了半導體效應。他觀察到硫化銀的導電性隨著溫度升高會增強。這和金屬的反應相反。

法拉第被稱為「電機工程學之父」，因為他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製造出世界上第一部馬達和發電機；他提出的「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是物理學中的重要定律，影響了許多後世的科學家。

法拉第，就是那個窮孩子裝訂工。

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社會，可以讓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孩子裝訂工人成為世界的「電機工程之父」？

農漁村的小孩

我們今天齊聚一堂，是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要向我輩之中兩位非常傑出的人物致敬。

施振榮先生，我們的 Stan哥，推動高科技業走向品牌，打造人才的生態系，提倡一個以思想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史欽泰先生，結合三個基礎工程 - 技術引進、體制建立、人才培育，為台灣建立了半導體產業和創新生態。

這兩位20世紀的電機、電子工程畢業生成為台灣科技產業的拓荒者，和早他們150年的「電機工程之父」法拉第有什麼關聯呢？

我看見的關聯是這樣的。

1944年出生在彰化鹿港的施振榮，1946年出生在高雄茄萣的史欽泰，都是在一個戰爭後的廢墟裡長大的小孩。他們的個人家庭或許並不特別貧窮，可是他們的家國，卻是落後的、貧窮的。

鹿港這個小孩，三歲就失去了父親；不上學的時候，他在雜貨店裡幫媽媽賣鴨蛋，第一次接觸數學，就是在公斤、台斤之間換來換去，加減乘除，算出正確的幾毛錢，把鴨蛋賣出。

茄萣鄉這個小孩，是在村裡村外都瀰漫著濃濃魚腥味的環境中長大的。颱風帶來豪雨，豪雨引來海水倒灌，淹沒了整個村子；水退了之後，滿地泥濘。漁村裡的男人，在刺骨的冬夜，摸黑上船去補烏魚。碰上海上暴風，有些漁船不再回頭，村子裡的小孩有時候在沙灘上會發現一條人腿，被魚吃出很多洞。

我知道，因為，我是個茄萣的小孩——大一時，帶了我的外國老師來茄萣，拍下這張照片。背景一片破敗。你說，怎麼會選這樣一個地點拍照呢，不覺得尷尬嗎？

不覺得，因為我不知道這叫貧窮，叫落後。

我出生那一年，1952年，施先生八歲，史先生六歲。我們是同代人。那是什麼「時代」呢？

時代與時代

1952年，台灣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大約是200美元，農業佔比32%，外貿佔比低於10%，國民的平均壽命只有53歲，而成人的識字率只有58%。我們的爸爸媽媽拼命生孩子；人口增長率是4%，意思是說，在我們的五十年代，台灣每一年多出三十萬人，當時的高雄市人口大約30萬；我們每一年多出一個高雄市。

在這樣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起點上，這兩個孩子成長、成熟。1976年，風華正茂時，施先生創業，開始耕耘這片土地；史先生到了美國，去「取火種」——普羅米修斯式的火種，準備有一天把「火」帶回來照亮自己的故鄉。

今天的家園，是以他們兩位為代表的一代人的耕耘與照亮所創造的——不要忘記，這一代人包括孫運璿、李國鼎這樣的典範人物。

這是金字塔的底端，而尖端是長這樣的（圖）。

這個圖表告訴我們的是：先進製程 、封裝測試 、供應鏈完整，構成台灣半導體的護城河，而之所以可以維持那麼長期的競爭力，是因為台灣有不懈的高等教育、研發能量、良好的企業治理。

文化底蘊

我沈思的是，究竟是什麼，使得兩個—和我一樣——在貧窮、落後的農漁村小鎮成長的小孩，在半個世紀以後得以創造出一個世界頂尖的科技社會？

就如同我曾經沈思，是什麼使得倫敦一個家徒四壁的裝訂工少年，變成一個世界頂尖的「電機工程之父」？

表面上，學徒法拉第的知識探索起點是一片一無所有的空地；然而不是這樣的，他的起點，是眼睛看不見的「文化底蘊」：歐洲的啟蒙運動在他1791年出生以前已經如火如荼開展了幾乎一百年。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對科學、理性、實證的熱切追求。皇家協會在1660年就成立了，宗旨就是鼓勵全體國民參與科學講座；印刷術普及以後，各類的科學書籍在大街小巷流傳。

法拉第的個人小家是「貧窮」的，可是他的「國家」大環境卻是富有的；他的起點，其實是一個社會累積了一百多年的思想追求，因而才會有那麼多人買書，讓他裝訂，讓他接觸知識；因而才會有那麼多的民間講座，讓他上了一個沒有入學門檻的大學。裝訂工人法拉第就是在聆聽了一場化學大師的演講之後，科學的大門，對他打開了。

貧窮的少年工的「文化底蘊」，就是18世紀的啟蒙思想；整個社會對理性、科學、實證的重視，就是他呼吸著的氧氣、沐浴著的陽光，讓他走得高、走得遠。一百多年後的愛因斯坦，牆上掛著三個他所尊崇的前行者的畫像，法拉第在愛因斯坦的牆上。

那麼，在貧窮、困頓、落後的1950年代，施振榮和史欽泰這樣的台灣孩子——他們的氧氣和陽光，是什麼呢？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我是1975年到美國留學的。飛機降落洛杉磯，學長開車來接我。我們的車子上了高速公路，車流堵塞，一路停停走走。我問他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邊車道的車子都是紅燈，對面車道來車都是白燈？」

1975年的我，沒看過高速公路。

到了大學小鎮，遠遠看見餐廳的玻璃和燈光，我不敢走進去，心想：太豪華了。

那個餐廳，是平價連鎖餐廳 Burger King.

1969年，史欽泰赴美深造，那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史欽泰第一次搭飛機，踏上美國的土地，和我一樣，看見燈火燦爛，他的震撼是：「美國怎麼這麼亮？」沒有說出的問題其實是：台灣，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茄萣鄉的「暗」，在我的記憶中非常具象；有一天晚上，在主要大街上騎著腳踏車，突然碰到一個東西，很大一坨，不是石頭，因為軟軟的。街上一片昏暗，下車彎腰細看，是一頭母豬帶著七八隻小豬，睡在路中心。

史欽泰踏上美國第一步，心裡就知道：「出去，是為了回來。」

回來？回來為了誰？當然是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國家。

施振榮1976年創業，不斷地翻新、不斷地創業，到了80歲再創業，決心設計「零碳排船舶」，要「為台灣創造下一個具有價值的產業。」你會發現，從青年到老年，人們問他創業初衷，他答覆的頭三個字，永遠是「為台灣」——為台灣創立品牌、為台灣培養人才、為台灣開創「王道」企業文化。施振榮其實不姓施，他姓「為」，名叫「台灣」。

而追蹤他的一生軌跡，你會發現，驅動他的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理念，來自從兒子三歲就開始守寡的勤儉持家的母親，她說：「做一個有用的人。」這個兒子把這句話作為人生座右銘，一生追求，他的「有用」，就是「為台灣創造價值。」

氧氣和陽光

生在戰後的廢墟，長在貧困的鄉村，施史這一代人——包括了很多今天台上台下的你和我，在困頓落後的時代裡，和法拉第一樣，腳下其實並非一無所有；他們呼吸著的氧氣，是一種深遠的文化傳統——「個人對大我要有承擔」，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那個「大我」既是國家，也是鄉土；他們沐浴著的陽光，是一種因為憂患而強韌的精神號召——國家落後，所以我更要堅毅卓絕。

他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物質非常匱乏、但精神力量極為飽滿的時代；是一個相信「個人的努力能改變國家命運」的時代，也是一個相信「國家的強盛，必須由每一個人共同承擔」的年代。

在那個時代，「責任感」比「成功」更被讚許；「集體」的榮譽感高於「個人」的得失。鄉下孩子知道要刻苦讀書，不只是為了自己能翻身，更是為了讓家人幸福，讓社會更好。

那是一個相信努力不會白費、相信個人奮鬥一定要回饋國家的年代。

如果說，他們的個人成功是花朵，那麼，我們可以說——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就是長出花朵的土壤。

得到一些，失去一些

然而，當我們轉身看今天，時代精神已全然不同。

我們得到太多了：個人更自由、社會更開放、價值更多元。這其中，個人的選擇被極大化，每個人都被鼓勵去「做自己」。

但在這個個人解放的過程裡，我們同時也失去一些珍貴的東西，譬如，「我們」的概念變得模糊，「社會責任」被市場邏輯稀釋，「成功」再也不是與「國家進步」並列的目標，而成為個人品牌的代名詞。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可能看到比從前更多才氣縱橫、創意奔放的青年——但他們像是一顆一顆閃亮的星星，卻不是一個星座。傑出的個人不斷誕生，但集體的方向感與共同的願景，卻逐漸淡化。

要星星，更要星座

所以，當我們今天向施振榮、史欽泰先生致敬時，值得思考的，不僅只是他們的個人成就，而是他們所代表的一個價值體系：

他們讓我們看到「專業傑出」可以與「家國責任」並存，「個人成功」可以和「社會公益」相連，知識與技術，可以成為一種公共的良知。

他們的歷程提醒我們，人才從來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時代的映照。如果渴望繼續看到他們這樣的人物，那麼我們不僅只要寄望於個人的奮發，更要反思：我們如何重新建立那種「彼此連結、相互信任的社會」，那種讓人願意承擔、願意合作、願意為共同願景而努力的環境。

所以，用什麼來衡量一個國家呢？注視施、史兩位先生的志業軌跡，我會說，要看第一，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有多深，提供多大的個人發展的可能，第二、一個國家的「信任基礎」有多厚，使得每一個個人都心甘情願地飲水思源、努力付出。沒有「文化底藴」和「信任基礎」，個人固然難以傑出，即便個人傑出，社會還是脆弱的。

如果說，「創意產業」要我們培養一顆一顆的星星，那麼「文化底蘊」和「信任基礎」要培養的，就是是一座一座的星座，就是一整片燦爛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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