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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 才會長大 P.20

放手 才會長大 P.20

我的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即將從台北美國學校畢業,接著在八月就要離開我們到美國讀大學。回想過去十八年來的點點滴滴,作父母的當然有無限的感觸。但這應該不是我的感情太豐富或是對子女放不了手,而是絕大多數的父母都要經歷這過程。

過去曾經有一段滿長的時間,他處處想和我比,好比想要長得比我高,不然就是嫌我的車子不夠﹁ㄆㄚ﹂,學校一回來就窩在自己的房間,有時候還要我打電話叫他出來吃飯。 不過我自己也有過年輕叛逆時期,所以我也不管他,因為我知道在他的腦袋裡,覺得自己已經大到可以獨立作主,可是實際上卻又必須依賴家裡的經濟,在這種衝突矛盾之中,會陷入一種與家長對抗的情緒,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要他在台灣受完中學教育的原因。台灣的教育及學校還算不錯,周遭沒有太多的誘惑;如果在美國, 這群 teenagers ︵十幾歲的青少年︶成天攪和在一起,實在不敢想像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來。 日前立法院休會,可是完成的法案寥寥無幾,媒體社會輿論又是一片討伐之聲;而立法委員的素質及立法院的亂象,也一直是民眾詬病的焦點。不過我始終覺得,民主制度還是目前政治制度中最好的架構。 和台灣的立法院不同,美國的立法單位是真的在立法,國會議員認真地制定完善的法案,可是台灣的法律卻多由行政單位基於管理或管制的需要所擬的草案,然後再向立法委員推銷,說服立院通過。相形之下,台灣的立法部門顯得較為被動,比較依賴行政系統的資源。問題是,行政院不一定有這麼多法律專業的人才,其擬法的動機也不一定從民意的角度出發,所擬的法律更不一定周嚴,因此最後通過的法案品質便不容易維持一定的水準。 我在大學期間,有兩年的暑假在一位眾議員那裡當助理,我的工作是到國會圖書館找資料。 這位眾議員名叫 Morris Udall,後來和卡特角逐當年民主黨黨內總統提名時,我還幫他助選,結果當然落選。有時我在想,如果當年是我的老闆贏的話,搞不好美國就不會和台灣斷交了。 美國的眾議員大約有五、六位助理協助蒐集資料、擬定法律,再由其中資深的人執筆;美國也有許多公益團體、利益團體及工會等組織,他們也各有法律專才維護本身的權益,提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法案給國會議員。往往針對同一個議題,卻有方向完全相違的法案出現,當然會產生利害衝突,這時就要靠議員去說服同僚,或與相對立的議員折衝妥協,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照顧到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美國有多元化的法案來源,而在議員競爭下,法律的品質自然也跟著提高。 相較於美國,台灣的法律則多由行政部門的一小部分人士擬出來,然後再交給立委審查;即使有些較認真的立委會透過法律專業人士、助理,甚至律師制定法案,但是數量畢竟有限,和政府單位比起來,法案的質量都還待加強。 台灣的立委沒有足夠的預算去養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來協助他提出夠水準的法案,而且台灣也沒有一座像美國國會山莊圖書館一樣龐大、完整的資料庫。我們常說, ﹁ Knowledge is power. ﹂知識就是力量,如果立委沒有足夠的知識及資訊,就沒有能力單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法案;當然立委本身的素質及背景也限制了他們自行創制法案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下,立法部門自然就只能依靠行政部門提出法律草案,再交由立法院審議了。 人家常笑美國的律師多,做事的人少,結果是你告我,我告你;不過就我的偏見,正因為美國的律師多,所以美國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好的法律,而多數的參眾議員也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美國的新經濟非常強,美國也是全球最早接受、承認在網路上電子簽章效力的國家,這是因為美國的法律可以迅速反應經濟的趨勢變化。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訪美後不久,有一位眾議員來台訪問,在餐敘中我問他,外交政策應該是行政部門的權限,除非發生戰爭行為,否則立法機構沒有立場干預行政部門的決定,為什麼國會會逼著柯林頓給李簽證?眾議員的回答是,憲法固然有如此的規定,但是也留有一些空間,如果行政部門做得不夠好,或者根本不做的話,那麼立法部門也可以幫它或逼它改善。 所以回到台灣的立法院,因為不習慣,也沒有能力立法,所以只好靠行政院提出法案,以填補法律不足的缺口。其實近十多年來,台灣的總統、閣揆、國會議長權力間的消長,也都視當時的政治實力而在調整;如果國會裡的多數議員有所體認,本身夠分量,有能力提出實用的法案,行政院的立法機制自然會減弱,國會便能制定切合時宜的法案;正如美國國會出面彌補國務院外交政策偏頗的部分。 其實美國的議員也不是每個都很優秀,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打拚的也所在多有;但是國會裡有一套健全的機制,足以讓不是很好的個別議員,組成一個整體還不錯的國會。相反地,台灣有一些優秀的立委,可是一進到立法院裡,卻形成一個滿爛的立法院,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美國國會有一個 Rules Committee ︵類似立法院的法規和紀律委員會︶, 權力很大,議員要進入該委員會的要求非常高;它除了建立國會嚴格的內規,也對內部形成良好的自律機制,可以說國會裡的小國會。美國建國初期,國會議員的素質也參差不一,不但打架,甚至還有打死人的例子;但是在美國有計畫地發展議會制度下,運作漸漸完備,預算及組織架構逐漸成形,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才成為今天的面貌。如上述,個別的壞卻可以成就整體的好,顯見建立完善機制的重要性。 看到近來菲律賓及印尼總統的表現,不禁讓人懷疑,是不是亞洲國家不適合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其實總統由民選產生不代表這就是民主國家,而要看權力的分配結構;如果長久以來只有少數的個人或單位掌握權力,而缺乏整體的權力分配架構,一旦掌權者被換掉,國家自然會出亂子。民意機構突然掌握權力,可是不知道怎麼運用,而且人民的意見沒辦法傳達到新任掌權者的耳中,這是目前亞洲民主國家普遍面臨的困境。 台灣的情況當然比東南亞國家好太多了,但是同樣在一黨獨大的行政部門攬權四十多年後,權力才釋放到民意單位的手中。初掌權力滋味的立法院就像我兒子一樣,當他的塊頭比我大時,以為自己可以獨立了,可是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經驗去面對全新的環境,所以自己就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不曉得自己可以做什麼,又不願意聽我給他的建議,造成緊張對立的氣氛。 立法院突然抓到大權後,面對有經驗的行政院,一方面依賴它慣了,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應該比它大,不必聽它的,所以才形成今天我們所看到﹁亂象﹂。從國會全面改選至今, 立法院正好也進入 teenagers 叛逆期的階段; 對於我兒子的teenagers,我倒不特別擔心,反正時候到了自然就恢復正常了。 同樣地,立法院現在的狀況我也覺得很正常;現在亂沒關係,但是一定要建立一套讓以後不會繼續亂下去的制度和系統。而作為權力愈來愈小的行政部門,也要為了民主制度而提供資源,將手上大部分的權力釋放給民意或民間單位。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MrTaiwan.Com 的網址:mrtaiwan.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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