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登琨豔在風氣保守的台灣，把一間舊屋改造為極度摩登的咖啡店，前衛的設計風格讓他一夜之間在業界打響名號和地位，更引起一次室內設計的革命；十六年後，他在上海居住滿十年，並且以「新上海老台胞」的身分，見證了台胞移民大陸的種種現象，娓娓道出這群台胞的夢想和失意，也以自身所見，對即將登陸上海一展抱負的人，提出建言。
永和豆漿在上海慘遭滑鐵盧
九二年中國對外改革開放後，台灣的夕陽工業如生產成衣、衛浴設備等會產生勞工及汙染問題的製造業開始湧入，因上海市中心地價貴，他們多半進駐崑山、青浦一帶和蘇州郊區，其中被台灣企業派去上海擔任總經理之類管理職位的人，其實也都是公司內部的次級管理階層，美其名說是投資，事實上只能算是技術性的打工族而已。
不過，這些產業雖然成了帶動大陸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卻有八○％以上的業者不出三年就慘遭被淘汰出局的命運。登琨豔舉例，之前「永和豆漿」進入上海時曾誇口三年內要開設兩百多家分店，並且有股票上市的計畫，雖然成為名譟一時的話題，結果五年後不但股票上市沒下文，店也一家家地關。
原本聚集在懷海路上的台灣成衣商，在最興盛的時期，一條街上共開了十多家服裝店，現在卻只剩一兩家存活；前陣子大舉進駐上海的婚紗業者，現在也都被迫退出市場。總括數年間台灣業者在上海經商的經驗，幾乎做內銷生意的都賠錢，只有少數適應良好沒倒閉，而那些在大陸設廠、將產品外銷歐美等地的業者，如成衣、文具、生活用品等的情況則稍微好些。
直至九七、九八年，台灣因經濟不景氣讓體質好的企業如統一、潤泰等集團開始進入大陸市場，而企業內真正的決策者才陸續進入上海，他們表面上看似規模資金龐大，儘管計畫詳盡，發展迅速，事實上卻沒有一家賺錢。以統一速食麵為例，他們進軍大陸原希望推出品質好但價位稍高的速食麵，打破康師父一家獨大的局面，卻因為產品不合當地人的口味，始終打不進大陸市場；而高科技產業方面，由於產業才剛進入上海，尚未有任何作為，所以看不出改變。
和上海人做生意的方式到北京後就行不通
登琨豔形容大陸是塊「台灣人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市場，他仔細推敲台灣業者在大陸經商失敗的原因，不外乎對當地不了解，就大手大腳地投資的態度有關。自九二年解禁以來，大陸的經濟潛力的確如炸彈般被引爆，到大陸圓夢的台商，在實踐時卻不切實際，以致失敗。他以本身的經驗舉例，在大陸辦事，每省每市處理應對方式不一，同樣的問題在同一單位，甚至同一人身上，方法必須隨時改變，和上海人做生意的方式到北京後就行不通。
談生意時，擺平黑道、白道的公關費也不少，台商在台灣預估一億元的投資金額，實際執行後可能高達三億元；生意談成後，坐飛機去外地收到的帳可能不夠付交通費，而收不到帳款的情形更是經常發生，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台商看不到的。
此外，台商到大陸發展替大陸解決以往資金、技術不足的問題，但是經營成本也相對提高，而大陸人在學到技術後，馬上如法炮製，用更低成本製作、粗糙的服務品質推出，「台灣的泡沫紅茶起初在上海賣八塊錢人民幣，結果製作技術被大陸人學會後，人家才賣三塊錢人民幣，台商當然賠錢。」
登琨豔也提到，台灣是市場規模小的海島型經濟形態，當台商進入大陸型經濟形態的中國後，仍習慣將原有的經管方式及價值觀帶入大陸，於是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台商到大陸圖的多是廉價的勞力和龐大的市場，大陸人的工資低，願意為錢加班，但是一個台灣勞工的工作效率和成品品質卻抵過三個大陸工人。」
先學做大陸人再談做生意也不遲
由於歷史背景的因素所造成的民族惰性，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加上大陸目前還停留在人治和人管人的制度下，在這樣的環境裡，要讓老百姓守時守法、講信用，是過分要求，台商做生意講的是人際而非法律，這樣的文化並不會因為外來人口大量移入而有所改變，台商除了適應，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因此，對於有意到大陸發展的台商，登琨豔建議，「凡事三思後行。」許多來上海考察的人，收集的資訊都是以訛傳訛的小道消息，大陸的新聞自由不如台灣，台商不可能憑著短時間進出上海就能了解當地市場，至少要花二至三年的時間住下，以進到另一個國家的心態視之，與當地人來往，先學習做一個大陸人，融入當地的法律制度、文化，再談投資也不遲。
此外，連日來台灣政經亂象加速台灣產業到大陸的移民潮，經由媒體報導已成為眾所皆知的趨勢。登琨豔指出，現在的上海還出現「個人移民潮」，愈來愈多出社會工作兩三年後的台灣年輕人，跑去上海當台商的助理，「和菲傭在台灣一樣，上海到處都是年輕的台傭。」他進一步指出，在上海一個人只要用台灣二分之一的薪水就可享受相同的生活品質，年輕人不想留在台灣，除了看好大陸市場，生活費低也是主要原因。登琨豔預估，以上海進步的速度，不出十年即可趕上台北，若台灣政府不盡速調整僵化的大陸經貿政策，十年後台商被迫退出大陸市場將不無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