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個二十三年前敵前叛逃的連長能否返台奔喪，台灣政壇最近掀起不小的漣漪。有人基於人道立場，同意他返台；有人基於「國民黨的敵人就是民進黨的朋友」一說，歡迎他回國。相反的，也有人大罵他「不忠、不孝、不義」，並高舉「國共不兩立」的大旗，非但反對他入境，更要求司法機關嚴加偵辦，以正軍紀。
由於林毅夫知難而退，如今探討是否允許他返台，或是否應對他展開刑事追訴，意義不大；不過，這整個事件在國內引發的論戰，卻可視為台灣民主發展的試金石。在本案中，各種不同意見均獲得充分表達，顯示台灣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而政府當局以「人道放行、軍法偵辦」的態度，也就是基於人道考量同意放行，但是二十三年前的法律責任，司法機關仍然依法處理，回應林毅夫入境的申請，展現民主國家的法治風範，值得肯定。
司法是否獨立，是檢驗一個國家民主法治是否上軌道的重要指標。在極權專制的政體下，司法只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憑著執政者的好惡，可以任意逮捕人民、刑求逼供，或不經公開審判即予判刑；當然，相反的也可以對犯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掩蓋蒙混過去，這在二十年前的台灣，或現在的中國，可謂稀鬆平常。
林毅夫也是抱著同樣的想法，希望得到台灣執政者的保證，一方面得以實現奔喪的心願，一方面免除對他的刑事追訴，順利返台並平安出境。沒想到，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台灣，早已唾棄他所熟悉的那套封建規矩，新的遊戲規則正在上演。
從法律的角度看，各方對本案的爭執重點有二：第一，林毅夫二十三年前叛逃是否有罪。林毅夫敵前叛逃是事實，有人基於時空變遷而同情諒解，但是有人則堅持查辦到底。不論辦不辦，林毅夫在台灣都可望受到公平的審判，他有沒有罪，也必須經過司法程序才能確定。不會因為國防部堅持查辦，而立刻有檢警單位把他捉起來，因為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第二個爭執是對林毅夫的追訴權時效是否已經過了。能不能把林毅夫捉到法庭上審判，首先要看對他這個敵前叛逃的犯罪，國家還能不能追究。追訴權時效的設計，一方面是為了督促偵查機關積極打擊犯罪，一方面也顧及若拖太久，犯罪證據難以取得，即使起訴法院也無從審判，所以時效一過，國家對這個犯罪就不能再過問了。姑且不論林毅夫一案的追訴權時效是否已過，這個制度本身也是在被告人權與社會正義中求取平衡的辦法。
林毅夫返台奔喪的申請，引發國人不同見解的激辯，這正是法治社會運作的正常現象，顯示民主法治已經在台灣慢慢開花結果。仍身於一黨專政體制下的林毅夫，應是始料未及吧。
林毅夫返台奔喪的申請，引發國人不同見解的激辯，這正是法治社會運作的正常現象，顯示民主法治已經在台灣慢慢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