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中國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肆虐，華人圈遭殃。台灣對外未能阻絕與中國往來，對內又因台北市掩飾疫情，中央與地方不協調，加上公權力不張，終致疫情惡化，經濟受創，公眾惶恐不安，人命健康飽受威脅。
這個至少已經在三十二個國家出現的傳染病，不僅考驗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應變能力，對於相關國家的危機處理也形成新而嚴厲的挑戰。相對地，各國的反應乃凸顯其政治社會文化的特質。
去年十一月，最先傳出疫情的中國，慣於箝制新聞的專制統治當局強把病毒掃到地毯之下，卻導致四處蔓延，禍及鄰邦的惡果。 SARS 不但突出中國公共衛生的問題，也顯示這是一個潛藏危機，欠缺透明、尚未文明的社會。新加坡於輸入傳染病之後，採取斷然措施因應，在民權方面雖招致若干批評，卻反映其法治及政府效能的特色，疫情卒獲控制。香港受害至深，印證了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危機處理出問題，而地狹人稠的香港歷史上屢受廣東傳染病之害，防疫確須特別加強。
台灣面對此病侵擾，整體社會的特質亦表露無疑，舉其犖犖大者，至少有以下數端。
就與中國關係而言，SARS 由台海彼岸傳入，台灣卻未做好隔離措施。早在三月間，越南關閉越中邊界，《亞洲華爾街日報》亦呼籲全球對中國實施隔離檢疫，一水之隔的台灣，卻未能採納行政院衛生署的專業建議，有效阻絕來自中國及香港輸入的病毒。即使和平醫院的院內傳染，中國來人亦可能為主要來源。面對潛藏高風險的中國，以小事大的台灣卻一窩蜂中國熱，並未講究風險分散及管理，亦無視對岸部署飛彈及國際打壓的事實，SARS 應是中國政策符合常識的開始。
其次是行政部門的效能不彰。這其中有中央與地方的協調統合問題，也有公權力執行效能的沉痾，更嚴重的是台北市衛生局掩飾和平醫院院內感染的最大防疫漏洞，導致該院可能病例不但為最大宗，且成最大感染源。主持台北市政的馬英九團隊並非首次在天災中惹人禍，卻因媒體過度鍾愛而常大事化小，遂日久玩生。這次再捅下 SARS 如此大樓子，馬團隊應徹底接受批判並負起政治責任；導致台北與 SARS 齊名，可恥至極。
社會力的多元表現也良莠盡出。 SARS 讓台灣醫界菁英整合，南加大專研冠狀病毒的賴明詔兼程返國，美國台僑甚至越洋捐助口罩。在台灣，人性的光明與醜陋於疫病中真實流露，見義勇為、踴躍捐輸所在多有，但是，迷信偏方、歧視偏見、自我中心的陰暗面也同時發作。而且 SARS 屬於新種病毒、感染力強、沒有免疫力的特性，引發人們的恐懼感，也多少抑制人性光明面的發揮。
最基本的，新聞媒體並未善盡公器之責。 SARS 既係本世紀最新病毒，報導需要知識及專業，媒體卻一味求快求多，而不重新聞之準確適當，甚至逾越旁觀者角色而臆測疫情，在未明真相之前即妄自論斷。公眾的許多無知及恐慌反應，行政部門溝通互動顯有不足，媒體聳動偏頗窄化，厥為主因。不專業的新聞機構所傳播的媒體病毒，已成台灣社會亂源之一，SARS 再度凸顯這一事實。反而另一亂源的國會，這次濟急的議案大致過關，表現尚稱差強人意。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 Albert Camus ）曾以《瘟疫》一書，描寫由瘟疫及各種共同情感所構成的集體命運；台灣社會在 SARS 肆虐中，亦呈現命運共同體的諸多特質。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人們能否從中記取經驗教訓，從學習與調整中增進應變能力，才是整體社會是否往前推進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