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總統大選是否因為三月十九日的那顆驚天子彈而翻盤，不容輕忽的是，子彈與選後的激烈衝突，潛藏著台灣未來政治風險的重大變數，更可能牽動外資對台灣的國家總體風險，進行重新評估。
「現在就發表意見還太早，我們必須先了解事件的始末。」惠譽亞洲主權債信主管庫爾頓（ Brian Coulton ）說，他還特別強調， 惠譽在做出任何決定前，會密切注意台灣的局勢變化。
債信評等機構的意見，簡單說，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先了解行兇動機，才能決定此次的單一事件，是否將大幅影響台灣，甚至牽動整個亞太區域的政治風險。倘若是精神病患所為，如二十多年前槍擊美國總統雷根，或兩年前槍擊法國總統席哈克，則影響層面有限。
倘若具有或疑似有政治動機，如繪聲繪影的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以及一九九五年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遭右派激進分子槍殺，則恐將埋下社會的動盪與對立因子。
槍擊事件真相 牽動未來政局
以最著名的甘迺迪案來看，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約翰甘迺迪與羅伯特甘迺迪兩兄弟在六○年代先後遇刺，坊間傳聞不斷指向軍火集團串謀情報機構所為，知名導演奧立佛史東所導的《誰殺了甘迺迪？》一片正是基於此論調。而緊隨著甘迺迪兄弟遇刺後的七○年代，美國社會深陷越戰問題的嚴重對立，重創了國家團結與整體經濟。
此一陰謀論，甚至延續到近年，九九年天之驕子小甘迺迪駕私人飛機出事身亡，傳聞再度言之鑿鑿指出，這是當年謀殺他父親與叔叔的集團所為，以避免聲勢日隆的小甘迺迪，有朝一日會取得政治勢力，回頭重新調查父、叔的疑案。這種說法固然匪夷所思，但也顯示，陰謀論一旦生成，其後遺症將久久不散。
如果十九日的子彈，具有政治或族群因素的意圖，那勢必成為影響國家風險的重要因素。 根據第一芝加哥投資管理公司與杜克大學教授哈維（Campbell R.Harvey )的研究， 國家風險影響全球投資決策甚鉅，而該研究用以度量國家風險的指標有五項，分別是政治風險、經濟風險、金融風險、複合風險（結合前三項)與國家債信。
前四項指標取自「全球國家風險指南」（ ICRG ）所建立的模型，這個模型以政治風險為一百分，經濟、金融風險各五十分，分數愈高，風險愈低。政治風險是以主觀來判定，因此社會的整體感覺與氣氛，對評估的結果具有重大影響；經濟、金融風險則以客觀的數據來評分。
國家風險指標 台灣高於日本
若以槍擊事件來深入比對該模型的政治風險細項，可以發現有可能造成影響者為「政治領導」、「外部衝突」、「族群對立」、「政治恐怖主義」、「政黨發展」等五項，總積分為四十分，占總分的四○％，比重相當高。
ICRG 模型在一九九○年代，評比台灣的分數中，政治風險得分均低於八十， 九一年政爭時甚至降至七十，不過經濟與金融風險得分頗佳，經濟在四十以上，金融逼近五十的滿分，這主要因為台灣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償債信用無虞。
模型中也顯示，從九○年代的長期趨勢來看，台灣的政治風險得分，在亞洲中僅低於日本、新加坡，與南韓相當，遠高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令人擔憂的是，槍擊事件的後續發展，若偏向政治或傳聞中的賭盤因素，則恐將影響債信機構未來評估台灣政治風險的得分，三月十九日匯市出現台幣爆量走貶，即為初步警訊。
事實上，槍擊事件已給整個亞洲帶來震撼，自從八三年菲律賓反對黨領袖艾奎諾遭暗殺後，亞洲國家（印度除外）縱有政治亂局，卻已多年未見領袖級人物性命受到如此大的威脅。無怪乎台灣的槍聲才響完，正在馬來西亞奔波大選的總理巴達威身邊，立刻出現加倍的安全戒護。
不過比槍擊更難預料的政治風險，在於此次激烈異常的選舉所留下的諸多爭議，恐怕會在外資心中留下更深的不確定性， FTSE （倫敦金融時報股價指數集團）立即決定延後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國家，就是一記當頭棒喝。
不確定因素仍在 外資多持觀望
就外資的角度，誰當選並不重要，真正怕的是選不出總統。譬如二○○○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爭議，當時為了重新計票問題雙邊相爭三十六天，原先預期事件可望快速落幕的華爾街，在爭議不斷延長後，分析師也頻頻發出希望不確定性趕快結束的呼聲。
再以南韓來看，因該國在八○年代政權的不穩定性相當高，加上與北韓的緊張關係，使其 ICRG 的政治風險得分，在九二年之前一直遠低於台灣。直到九一年底，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才讓南韓政治風險得分大幅躍升至與台灣相近。
而印度的政治風險在八八到九一年的快速惡化，更足為台灣警訊。八九年底，長期執政的國大黨敗選下野，執政的人民黨聯合小黨組閣，但無法形成壓倒性多數，加上當時朝野對印、巴邊境衝突的意見歧異，使國家裂痕擴大，當時 ICRG 評估印度的政治風險，比八九年發生天安門事件的中國大陸還差，與當時發生軍事政變的菲律賓相當。
雖然，台灣因此大選的種種意外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媒體矚目，但可能付出的代價恐怕是太大了點。
槍擊事件真相 牽動未來政局
以最著名的甘迺迪案來看，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約翰甘迺迪與羅伯特甘迺迪兩兄弟在六○年代先後遇刺，坊間傳聞不斷指向軍火集團串謀情報機構所為，知名導演奧立佛史東所導的《誰殺了甘迺迪？》一片正是基於此論調。而緊隨著甘迺迪兄弟遇刺後的七○年代，美國社會深陷越戰問題的嚴重對立，重創了國家團結與整體經濟。
此一陰謀論，甚至延續到近年，九九年天之驕子小甘迺迪駕私人飛機出事身亡，傳聞再度言之鑿鑿指出，這是當年謀殺他父親與叔叔的集團所為，以避免聲勢日隆的小甘迺迪，有朝一日會取得政治勢力，回頭重新調查父、叔的疑案。這種說法固然匪夷所思，但也顯示，陰謀論一旦生成，其後遺症將久久不散。
如果十九日的子彈，具有政治或族群因素的意圖，那勢必成為影響國家風險的重要因素。 根據第一芝加哥投資管理公司與杜克大學教授哈維（Campbell R.Harvey )的研究， 國家風險影響全球投資決策甚鉅，而該研究用以度量國家風險的指標有五項，分別是政治風險、經濟風險、金融風險、複合風險（結合前三項)與國家債信。
前四項指標取自「全球國家風險指南」（ ICRG ）所建立的模型，這個模型以政治風險為一百分，經濟、金融風險各五十分，分數愈高，風險愈低。政治風險是以主觀來判定，因此社會的整體感覺與氣氛，對評估的結果具有重大影響；經濟、金融風險則以客觀的數據來評分。
國家風險指標 台灣高於日本
若以槍擊事件來深入比對該模型的政治風險細項，可以發現有可能造成影響者為「政治領導」、「外部衝突」、「族群對立」、「政治恐怖主義」、「政黨發展」等五項，總積分為四十分，占總分的四○％，比重相當高。
ICRG 模型在一九九○年代，評比台灣的分數中，政治風險得分均低於八十， 九一年政爭時甚至降至七十，不過經濟與金融風險得分頗佳，經濟在四十以上，金融逼近五十的滿分，這主要因為台灣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償債信用無虞。
模型中也顯示，從九○年代的長期趨勢來看，台灣的政治風險得分，在亞洲中僅低於日本、新加坡，與南韓相當，遠高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令人擔憂的是，槍擊事件的後續發展，若偏向政治或傳聞中的賭盤因素，則恐將影響債信機構未來評估台灣政治風險的得分，三月十九日匯市出現台幣爆量走貶，即為初步警訊。
事實上，槍擊事件已給整個亞洲帶來震撼，自從八三年菲律賓反對黨領袖艾奎諾遭暗殺後，亞洲國家（印度除外）縱有政治亂局，卻已多年未見領袖級人物性命受到如此大的威脅。無怪乎台灣的槍聲才響完，正在馬來西亞奔波大選的總理巴達威身邊，立刻出現加倍的安全戒護。
不過比槍擊更難預料的政治風險，在於此次激烈異常的選舉所留下的諸多爭議，恐怕會在外資心中留下更深的不確定性， FTSE （倫敦金融時報股價指數集團）立即決定延後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國家，就是一記當頭棒喝。
不確定因素仍在 外資多持觀望
就外資的角度，誰當選並不重要，真正怕的是選不出總統。譬如二○○○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爭議，當時為了重新計票問題雙邊相爭三十六天，原先預期事件可望快速落幕的華爾街，在爭議不斷延長後，分析師也頻頻發出希望不確定性趕快結束的呼聲。
再以南韓來看，因該國在八○年代政權的不穩定性相當高，加上與北韓的緊張關係，使其 ICRG 的政治風險得分，在九二年之前一直遠低於台灣。直到九一年底，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才讓南韓政治風險得分大幅躍升至與台灣相近。
而印度的政治風險在八八到九一年的快速惡化，更足為台灣警訊。八九年底，長期執政的國大黨敗選下野，執政的人民黨聯合小黨組閣，但無法形成壓倒性多數，加上當時朝野對印、巴邊境衝突的意見歧異，使國家裂痕擴大，當時 ICRG 評估印度的政治風險，比八九年發生天安門事件的中國大陸還差，與當時發生軍事政變的菲律賓相當。
雖然，台灣因此大選的種種意外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媒體矚目，但可能付出的代價恐怕是太大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