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業出走及資金外流的趨勢中，新政府的科技政策備受批評，尤其是新政府端不出新的牛肉，也看不出策略及目標在何方，讓許多關心產業發展的人士相當擔心。
林逢慶早期擔任台大資訊工程系的主任所長，後來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被延攬為台北市建設局長，在阿扁進一步走進總統府後，林逢慶又被請出來擔任資策會執行長，這位被外界視為「阿扁總統人馬」的新政府團隊，被安排在與科技產業發展相當有關的資策會中，他對資策會的期待是什麼？他要如何施展他的抱負？本刊特別專訪林逢慶，請他談談他的理念及作法。以下是與他的訪談紀要:
我認為資策會在促進台灣參與國際性事務上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舉個例說，英國的貿工部非常重視和台灣資訊產業的關係，我曾和他們的一些財團法人接觸過，發現他們很願意和台灣的產業合作，由於英國在通訊及軟體業發展得不錯，而台灣在製造業則有傑出的表現，如果能夠合作，一定會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很多個別的中小企業有時候又沒有機會與國外企業直接對話，甚至有些小企業到國外去會吃虧，因此資策會這個時候就可以為產業界做一些事。
參與國際性事務 與各國企業合作
由於受到很多限制，台灣現在很難參與國際性的組織或事務，但是在產業的合作上，透過資策會的牽線，可以讓很多台灣的產業與國外的企業共同合作，資策會雖然有官股，但仍屬於民間組織，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而且是學術界、產業界，以及政府等單位都無法做的。
近來英國辦事處經常與我們連絡，資策會也與他們簽訂合作備忘錄，並且列出雙方合作的進度，同時資策會也將在十二月組團去訪問，促成雙方產業界的合作。另外，日本大廠也積極在接觸之中，像恩益禧、新力、富士通及 NTT DoCoMo 等公司， 都有很多合作備忘錄等著和我們簽訂，至於和美國公司的合作也都在計畫之中。
至於和中國大陸的合作也即將展開，資策會希望能夠為台灣的企業界在國際舞台上開拓更多的空間，並且為台灣的資訊產業找出發展的門路。
事實上，講到參與國際事務，最近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地區 EDIFACT，這是一個有關電子資料交換的國際性組織，也是屬於在聯合國之下的非政府組織，這次會議總計有十幾個國家參與，共分十四個工作小組，因為資策會被邀請為這次大會的主辦人，因此我也應邀擔任會議的主席。後來很多其他國家的參與者都跟我說台灣辦得很好，而且非常推崇台灣資訊產業的實力，因此邀請台灣加入執行委員會，這在亞太地區的國家中是很少有的殊榮。
過去產業界對資策會有一些批評，其中有一個是﹁與民爭利﹂。為了避免業界有這種聯想，資策會在選擇發展領域時，一定會遵守兩個原則，一個是不能和產業界有競爭，盡量朝前瞻的研究發展，另一個則是要謹守公益性的出發點，並且能夠做到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附加效果。
提高公益性比重 從幕僚升級到智庫
過去資策會的管理比較是以利潤中心為目標，但是我和資策會的董事們都認為，為了配合資策會提高公益性及帶動產業發展的目標，未來應該提高以成本中心的管理比重，是以任務為導向，不能只想賺錢。在很多的發展計畫中，我們要求必須優先考量是否對產業有幫助，對資訊的基礎建設是否有幫助，以及是否對政府的政策有幫助，如果有，才值得我們去做。
不過，資策會依然是個民間組織，因為我們的資金有八分之三來自政府，但其餘的八分之五來自民間，在利潤與目標之間，依然得求得平衡。事實上，這也是我上任後，覺得最頭痛的一件事，因為要求得平衡並不容易，如果資策會能夠做好這件事，將是很大的一件事。
資策會長期以來扮演政府在推動資訊工業發展時的幕僚角色，像過去資策會負責二十餘個智慧園區的網路推動計畫，NII 的推動小組，以及軟體五年發展計畫等，很多與產業發展有關的白皮書，都是資策會所負責擬定的。在政府推動知識經濟的過程中，資策會不僅要扮演幕僚的角色，還要朝向成為政府智庫的目標努力，讓資策會所扮演的功能能夠更提升。
例如資策會新推動的產業環境推動工作室，除了延續在智慧園區的計畫之外，也會把無線通訊產業納入，並且已在研擬五年或十年的計畫，做為政府在推動相關產業發展時的參考。
科技產業的變化相當快，目前台灣面臨了很大的競爭及挑戰，新政府很清楚未來台灣的競爭力是在知識經濟及智慧型產業，因此一定要集中力量去發展一些核心技術，例如無線及通訊產業就是其一，資策會就是要協助台灣能夠朝這個目標邁進，並且發展核心技術及先進研發，讓民間能夠很快接手並發展出新產品甚至新產業。
對新政府期待很高 標準太過嚴苛
很多人批評新政府沒有科技政策，但我個人覺得這樣的批評似乎有些不公平，我不是要為新政府推卸責任，我認為從大環境來看，的確還有一些因素不是新政府的錯。例如新人才剛上任，一定要花一點時間把舊東西及舊制度做改變，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像過去我應邀到台北市政府擔任建設局長時，四年任期的第一年中，我幾乎都在消化或扭轉過去的東西，現在新政府管的範圍及架構更大，當然也需要一點時間。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因素也很重要，新政府的組成中有新人也有舊人，這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溝通，而且更重要的是，掌握最多資訊、對政策及作法最清楚的人，通常是在中階的主管，例如處長、科長等，這些人是最需要溝通了解的人，但因為過去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政黨輪替，對政黨政治的轉換及交接完全沒有經驗，因此初期確實是有些混亂，這也是讓外界感覺新政府的政策有些不明確的原因。
外界對新政府的預期相當高，才會產生那麼多的批評。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像現在大家談得很熱門的股票選擇權制度( stock option )， 過去舊政府談了多少年也沒有成效，但是現在卻要新政府在幾個月內就通過，你說，對於標準的要求差異這麼大，是不是對新政府的期望過高呢？
不過，在面對未來知識經濟的挑戰，我們認為台灣在很多方面要加速改變。例如在人才部分，現在台灣在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嚴重不足，最快的方式就是讓大專院校能夠擴大雙修或輔系的制度，或加強學生第二專業的培養，另外，長期來看，網路學習( e-Learning )的重要性不容忽視，網路大學適必會出現，因此現有的教育結構必須尋求改變，制度要鬆綁，讓台灣發展知識經濟所欠缺的人力需求能夠快速補上。
在基礎建設部分，台灣目前有六百萬的上網人口，雖然在亞洲排名算是不錯了，但是還要再努力，另外，在人口密集的社會中，不只是日本、香港這種亞洲國家，即使是人口集中在少數城市的北歐國家中，現在都證明這些地區發展無線通訊產業是最適合的，台灣的人口稠密，政府也選擇了這個產業重點發展，未來資策會與產業界的合作機會將會更多。
在跨部會的聯繫上，日本發展電子商務的作法值得我們學習。日本政府為了要讓各部會及各單位都能一致性地發展電子商務，因此在制定電子商務發展策略時，就把各部會甚至警察局都找來，就電子商務可能產生的效益及影響做很深度的討論，最後把發展的時程訂下來並限期完成，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目前我們比較缺乏橫向的溝通及整合，尤其是跨部會的協調，可能是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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