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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合作的弔詭 P.78

產官學合作的弔詭 P.78

生技產業在台灣正蓬勃地發展,每一個月,都有不少新公司誕生。許多人都在問:究竟這些生技公司要如何走,才有成功的機會。前些日子,我受官方單位的邀請,去談「產學合作」的議題,或許可作為大家思考的起點。

美國知名學府麻省理工學院剛完成一份調查,研究顯示,若是只由校方單純提供顧問及技術轉移,而由企業界人士負責經營,那麼,所成立的新生技公司,將來失敗的機率高達八○%到九○%;相反的,若是由擁有技術與專利的學者,來擔任公司的全職專業經理人,進行開發及管理,未來,公司成功的機率反高達八○%到九○%。

從九成會成功,到九成會失敗,一樣的資金,一樣的技術,結果卻是兩極命運,到底這些數字說了什麼?為什麼同樣的公司,交給背景不同的經理人去管理、經營,竟產生如此天壤之別?

這項調查,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生技產業需要持續地運用專業知識來經營及發展,唯有由這個領域出身的專家與學者,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才能真正了解產業脈動,做出適當且適時的決策。

由生技相關背景的人,組成公司的經營團隊,還有個重大意義,就是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同業有什麼風吹草動,能立即嗅出來,並當下做出判斷,採取應變策略,才不至於淪為跟屁蟲或被淘汰。

特別是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面對的是全球性, 且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競爭,差一步,可能就錯失整個江山,有專業素質堅強的經營團隊在前方領導,公司就比較能在競爭態勢當中脫穎而出。這也是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的第一步。

坦白說,台灣目前新興的生技公司,遭遇這方面的問題不小。不少對生技產業有興趣的人, 都以為只要有錢,租個廠辦當做公司,再進行技術轉移就萬事 OK,也因此,最近成立的新公司當中,部分企業負責人都非生技專業領域出身,只是找些學者或教授當顧問,方便諮詢,殊不知只有顧問是絕對不夠的。

再看看另外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美國生技業最發達的三大塊地區,分別是New England、Bay Area 與 San Diego,這三大地區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學校、研究機構及生技公司特別多,因而形成一個生技共榮地區。

其中, 被視為在未來可能最具領導地位的 New England 地區,也正是美國高等學府密度最高的地區,擁有一百八十二家以上的私人公司與許多公私立研究單位,聚集在此的名校非常多,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及許多有名的教學醫院等等; 而居次的加州灣區 Bay Area,也擁有一百七十六家公司、研究單位,周圍則有加州柏克萊大學、史丹佛大學;就連排名第三的 San Diego, 周遭也有不少著名機構, 如 Scripps ResearchInstitute、Salk Institute等。

這些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生技聚落( bio ─ cluster ),正是由於資源豐富,無論是產、官、學界,都可以彼此根據需求,互相支援,不斷研發創新,並設法落實成為具體的知識產品,由此醞釀了不少具競爭力的生技公司。

專業的經營做到了,產學一定要合作,生技產業發展才能跨出第二步,這是無庸置疑的。在國內,南科雖然吸引了不少廠商,陸續還有一些新公司會進駐,但總體來說,最具生技(醫藥相關)聚落條件的地方,還是台北。

大家想一想,台北盆地雖然很小,但教學醫院、學校與研究單位緊密相連,有台大、國醫中心、陽明、榮總研究團隊、馬偕醫院、新光醫院,以及居領導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只要有任何新的想法皆有機會在這兒得到充分地討論及研究,並可以就地利用臨床醫院進行測試,可說是具備了相當好的先天發展條件。

這半年多來,包括台醫生技在內,有不少新興的生技公司,選擇在內湖落腳,選擇內湖的原因,大多是為了能形成一個生技聚落,或互相支援,或產生策略聯盟的機會,使整個產業能達到快速起飛的效果。

看看美國生技界的例子,確實,產學合作能發揮必然的作用。儘管業界有許多人士都是出身於學術界,研發實力也不見得輸給學界,但畢竟身處異境,關注焦點也當然不同,業界實用性及營利數字掛帥,而學界則致力追求創新的基礎研究成果。

因此,業界在進行研發時,通常研發項目都很專注( focus ), 範圍較小,研究結果卻很精緻,和學界相比下,差距並不大,有時甚至超越學界的成績。

反觀學界的研發範圍既深且廣,雖然不見得研究主題是當務之急,但總有一天會派得上用場,既然範圍很廣,往後持續向下研究深耕的機會就很大,能衍生諸多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的研究子題。

比起業界不願意冒險,投入遙遙無期的研究工作,學界的研究冒險性相對較高,只是當得到某些知識成果時,不見得有繼續開發的能力,這時資金雄厚的業界,就能派得上用場。

由此可見,學界和業界的合作,無論是從知識生產的過程,還是基於帶動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都絕對是互利的,也因此,不分國、內外都相當鼓勵這種「產學合作」的做法。

曾有不少人批評,國內產學合作的腳步太慢,致使台灣發展生技業總是綁手綁腳的。其實,國內類似的產學合作計畫早已行之有年,甚至有近二十年的歷史,由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負責,只要學界及業界聯合提出研究計畫書,通過核可,就予以經費補助,進行個別的研究專題。

只是,平心而論,有些這樣的計畫,與其說是產學合作,倒不如說是「委託計畫」,因為業界本身研發能力太弱,在計畫中主要只是財務提供者,並非實質的知識合作,計劃結束之後,真正能落實到商品化階段的少之又少。

也就是說,只是學界得到錢後自行研究而已,加上在現有的學術升等制度的限制下,往往研究的題目又不是最迫切的,這些再碰上缺乏評估能力的業界,投資成了亂彈打鳥,而不是瞄準的槍口,因此錯失了產學合作,各盡所能的精神。

這些所謂的產學合作計畫,目前還在持續進行當中。政府若希望台灣生技業將來能在國際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將錢花在刀口上,所進行的研究計畫不但應該是人類必須急迫解決的問題,而且還要有其國際價值。

談到這兒,產學合作似乎是發展生技產業必走的一條路。但話說回來,產學合作也只不過是發展生技業的其中一步而已。因為,從美國的發展經驗來看,企業和學界合作是第二步,跨出之後,還必須向第三步──企業和企業間的合作邁進,才能擁有成功及持續發展的機會。

為什麼企業間要合作,這不是個「你死我活」,一定要分出勝負的競爭局面嗎?其實情況並不盡然是如此。個人的能力有限,單一企業的能力也有限,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從頭到尾掌握所有關鍵的技術,自有生技公司誕生以來,也很少聽說有一家公司只靠一項單一技術就能勇闖天下,唯有互相截長補短,才能提升雙方的競爭力,達成雙贏的結果。

以國際生技界來說,這幾年便形成一股策略聯盟的合作趨勢。大家都急著找策略聯盟的最佳對象,並不是想要把公司擴大,成為世界第一,而是策略聯盟之後,彼此可以加強技術與競爭能力,所帶來的效應有時不僅僅是「一加一等於二」而已,甚至會得到「一加一大於五」的效果。

企業間的合作首在「互補」,對方願意和你合作,是因為你有特色,有特殊的專利技術,也許在全球獨領風騷,也許正好是對方所需要的,總之,雙方各自擁有不同的利基( nich ),又能彌補所缺,才能坐下來一談攜手合作計畫。

像是台醫,這段時間,我們也看了許多公司,準備進行策略聯盟。在談策略聯盟案子時,我們會先評估自己的弱點,好確定需要什麼樣的合作對象。接下來,我們會評估對方的弱點,若對方的弱點不是我們可以補強或滿足的,那麼,這樁策略聯盟案意義就不大,因為即使我們變強了,對方卻在原地踏步,合作無法讓雙方達到加乘的效果,試問,又何必進行策略聯盟呢?

生技業成功的第四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的支持,和美國的情況相較之下,台灣政府對企業界的助力較小。我有個朋友在美國開了一家「小而美」的生技公司,公司尚在起步階段,需要不少的研究經費,他在缺乏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向政府求助。

他提出研究計畫,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中小企業研發經費補助,由於研究主題頗能解決當下人類所遭遇的問題,便獲得國衛院大力支助,一年共補助了三百多萬美元,台幣一億元這樣的數字,相信國內許多業者聽了,還是會瞪大眼睛,因為在國內這無疑是「天方夜譚」,就算好不容易申請到官方補助,但經費通常是緩不濟急,還是得靠其他多元的補助管道。

政府要發展生技產業喊了這麼多年,雖然政府補助業界發展生技產業的態度是正確的,但方法和邏輯似乎又顯得是錯誤的。

怎麼說呢?最明顯的情況是,歐美政府對於業界的補助非常大方,深知這些需要高度研發的科技產業,唯有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才能突飛猛進,所以,即使只有研究概念,未見具體成果,歐美政府依舊會給予有潛力的公司一筆資助,往後再看進度調整經費多寡,換句話說,拿得出具體成績的公司,第二、三期的補助經費,可能是第一期的十倍,而交不出成績的公司,也許後期的經費就此卡住。

國內的情形完全相反。正因為國內業者的研究經費較不足,才需要政府的幫助,但弔詭的是,官方在審核案子時,卻往往要求各個公司拿出可預見的成果及前期產品,才願意撥款,似乎預期業界先研究出成果再來發展,忘了就是因為成品還在腦袋中,所以才更亟需政府的鼎力相助。政府單位該有正確的認知,盡可能補助各公司前期具有潛力的研究主題,而非等著坐收半成品,才要給予經費。

如果連政府都不願意冒險,支持這些有潛力的公司研發,眼看著國外一一開發出最新的技術,而我們還是存著「代工」心態,當「跟屁蟲」,台灣發展生技業又哪有前途呢?

為什麼會有此現象,審核案子的評估委員也是因素之一,評估委員如何看出有潛力的研究主題,在在牽動著國家發展生技業的百年大計。我相信生技業如果具備這些成功需要的前三要素,而評估委員也以此為審查的依據,最後再加上政府政策及研發經費的支持,台灣生物科技產業必定有亮麗的一天。

(林榮華為台醫生物科技董事長及執行長, 電子郵件為 rhlin@abgenomics.com,歡迎來信討論生技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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