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開始出現「後福特主義」這個詞，標示著大企業籠罩一切的時代的結束；自此，中小企業逐漸被肯定，甚至被美國的一些學者形容為驅動創新與成長的引擎。在這個潮流之下，許多國家採取鼓勵中小企業的政策，包括以大企業聞名的南韓；不過，幾乎都以失敗收場。台灣可以說是世界的一個異數，因為台灣的中小企業一直繁榮興盛！我們不禁要追問：台灣的投資環境到底有何奧妙？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因為近年來中國開出很好的投資條件促商，相形之下，台灣的投資環境常被看衰！
中小企業在我國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應該不是政府有意促成的，因為在戰後一開始的福特主義時期，很少有政府不迷信大企業的。真正的原因應該在於：我國對大企業的發展，含有許多根深柢固的限制, 因此，留下許多空間供中小企業施展拳腳。這些限制包括：反商、「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個人主義，與「均分」遺產的繼承制度（相對來說，日本與歐洲則有所謂的「長子繼承制」)。除了這些之外，均分繼承再加上有錢人的多妻、土地的不斷買賣，使得我國的土地相當的零散化。這種土地的零散化對企業的大型化構成嚴重的限制，因為它使企業找不到大片可用的土地。
前述的傳統限制常遭受負面的抨擊，因為它們不但限制企業的大型化，也常使政府動彈不得；反商與土地零散化近年來甚至還背上了使投資環境惡化的罪名。另外，在去年的 SARS 風暴期間，國人強烈的個人主義還使政府疲於奔命，引起輿論撻伐。弔詭的是，這些限制其實也為台灣帶來許多正面效益；例如，它們使台灣成為中小企業發展的溫床，麗質天生。
從反托辣斯經濟學的角度，上述傳統限制確實是「珍珠」而不是「老鼠屎」。例如，傳統的反商其實只反大商人，這種形式的反商是要為小商人保留生存空間，並不是全面性的反商。例如，漢朝董仲舒主張「受大者不得取小」，而他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他認為有錢有勢的人「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這些恰好也是反托辣斯經濟學的主張之一。
美國用反托辣斯法規自廢大企業的武功，在先進國家之中這是相當獨特的；然而，這其實是一個「大智若愚」的政策，例如此項政策使美國可以不斷地推陳出新。我們傳統對大企業的限制其實暗合反托辣斯的要旨，值得我們花功夫去理解與欣賞。
中國共產黨政府控制了許多土地，可以迅速地給台商大筆土地；台商近來也要求我國政府比照辦理。台商的說詞其實只說出事情對其有利的一面，因為「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中國政府目前既然有那麼大的權衡空間給你大片土地，表示它的權力沒有受到應該有的節制；所以，以後它也會有辦法想出很多名堂要求分享你的利潤！從長期來看，中國目前很「阿沙力」，對外資未必是利多！我國政府其實不應該跟中國在招商方面進行惡性競爭，而是要反過來跟台商「曉以大利」！
我國土地的零散化限制了政府推動企業大型化的能力，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把希望寄託於政府的英明，不如限制政府的權力，把未來寄託於市場經濟。我國傳統帶來的限制常常被汙名化，但是，它們其實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大功臣。
以台灣經驗觀之，中國政府控制了許多土地，相當於解除了中國傳統對政府權力所設下的限制，使中國政府如同脫韁之野馬；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言，其實是禍不是福。
（本文作者張明宗為中央大學產經所與經濟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