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萬上班族賣肝窮忙 苦勞經濟

時間是凌晨一點，張鳳茹（化名）騎上她的五十ＣＣ摩托車，二行程的引擎聲實在刺耳，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狠狠催動油門，急著上路。此時此刻，如同過去四年來的每一天，張鳳茹剛剛結束十五小時以上的工作，帶著一身疲憊，下班回家。

在某科技公司桃園總部上班的她，距離住處其實並不算遠，騎車大約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路程雖然不長，但她說，每天回家時路邊的住家和商店幾乎都已熄燈，人行道空空蕩蕩，路上也沒有太多車子「作伴」，「二十分鐘的路，前半段總是害怕，騎到後半段，常常忍不住感到心酸。」

「有一回，意外能在晚上十點『提早』下班，回家路上看到幾家商店的招牌還亮著燈，竟然感動地想哭。」她說。

張鳳茹今年二十六歲，她的工作是責任制，所以上下班的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工作很多，如果沒有在早上十點以前到公司，恐怕真的要在辦公室過夜了。」她苦笑著說，自己的生活是「朝十晚一」，早上十點上班，午夜十二點以前不可能下班。

忙碌的她，每天仍然固定吃「三餐」：

早餐？「上班路上買個三明治，到公司吃。」

午餐？「因為早餐很晚才吃，所以就省了吧！」

晚餐？「通常在便利商店買個微波食物解決。」

那麼，第三餐是？「每晚一點多回到家，一定要在冰箱翻出食物，邊看電視邊吃剩菜。無所謂看什麼、吃什麼，只是，一定要經過這個『儀式』，才有那麼一點『家庭生活』的感覺。」她無奈地說。

拿青春賭明天  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

張鳳茹和父母同住，但多半只有周末才能碰到面、講講話。一次，媽媽忍不住念她：「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再做嗎？差那幾個小時會怎麼樣？」張鳳茹頂嘴：「你覺得我很喜歡待在公司嗎？不行就是不行！」

能夠進入高科技公司工作，照理說，應該是人人稱羨，但是過長的工時，完全沒有生活品質，卻讓張鳳茹深感痛苦。

其實，她真的搞不懂自己為何必須「朝十晚一」。

一度，張鳳茹以為是自己的工作內容必須克服時差障礙，所以難免晚下班，「但是，公司裡的軟體工程師不必和國外廠商聯絡，工作時間卻比我還長，要到凌晨兩點才能下班吧！」她說，工程師每天大概會接到從各個部門打來將近二十通的「催繳」電話，「我的那個那個好了沒呀？這東西很急的，你知道嗎？」從早，到隔天一早，一刻都不得閒。

既然與時差無關，超長工時必然另有原因，「只能說，這就是台灣的企業文化吧！」張鳳茹說，同學們只要收入稍好一點的，每天工作多半都是十二小時以上，「我也想過換工作，但工時過長好像已經是普遍現象，在這樣的就業環境裡，我想，如果我是老闆，也不怕員工流失，反正你到哪裡去都一樣；要不，就是薪水少得可憐！」

張鳳茹說自己的底薪不高，固定月薪不到四萬元，但每年拿到的上百萬元分紅則羨煞同學，「他們想像不到我是拿命拚來的，如果比時薪，我恐怕高不了多少。」她想起小學時的一首流行歌，其中一句歌詞說：我拿青春賭明天！「年輕人好像就是這樣，必須在『收入』和『生活』之間選邊站，若要賭一個稍微像樣的未來，就必須燃燒自己的青春。」

與其說「拿青春換明天」，不如說是「拿肝保工作」來得貼切，許多像她一樣在科技業上班的年輕人，其實都是過著半夜才回家的生活，簡直就是犧牲身體健康換取金錢。

今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大批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台灣的就業環境讓年輕人的未來「不是窮死，就是累死」；某種程度上，這番抗議訴求的確符合張鳳茹的體會，對年輕人來說，收入與生活像是一場零和遊戲，窮或累，至少必須選擇一邊，而無法在一流公司上班的人，不僅僅是累死，還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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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窮死，就是累死  苦勞結構，收入與生活像是零和遊戲

相較於學生團體聲嘶力竭的吶喊，幾個真實發生的數字，已經更直接、更客觀、更有力地說明，台灣勞工正身陷「苦勞」的困境。

台灣薪資成長停滯已是各界普遍認知的問題，據統計，自二○○○年至○九年的十年間，國內工業、服務業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八％，同期間，以先進國家為組成主體的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則有一四．四％。

但比起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的落差，更殘酷的數字，是工時與時薪。

在工時方面，據主計處資料，○九年台灣勞工的全年平均工時約是二一二○小時，這個數字，超過所有ＯＥＣＤ成員國的工時水準（按：ＯＥＣＤ成員國共三十四國，其中八國未在ＯＥＣＤ資料庫中提供工時數據），與ＯＥＣＤ國家全年平均工時一六九七小時相比，每個月，台灣勞工多出了三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

薪水不漲，工時又比別人長，結果就是時薪的差距更加驚人。○九年，國內工業、服務業的平均時薪約為七．二二美元（以○九年平均匯率一美元兌三十三．○五元台幣換算），不到ＯＥＣＤ成員國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就連在成員國中排名墊底的波蘭，平均時薪也比台灣勞工多了一．八美元以上。

據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二○一○年台灣的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可以在ＯＥＣＤ國家當中排名第十八位，人均ＧＤＰ也能排在第二十四位，但台灣人的勞力卻是如此廉價，工時長、時薪低的程度若與ＯＥＣＤ成員國相比，別說是遠遠遜於平均值，就連車尾也吊不上。這麼看來，勞工的加薪要求合情合理，那麼，企業為何不願加薪、不能加薪？

「企業賺錢回饋員工是天經地義，但是，賺錢不容易，政府不能只要勞工、不要雇主！」說話的是蔡練生，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他的這一番話，是針對日前勞委會擬再次調高基本工資的消息有感而發。

只是，企業真的賺錢不易嗎？

「事實上，台灣的企業已經面臨嚴峻的微利化壓力。」蔡練生曾任經濟部國貿局主任祕書、投審會執行祕書、智慧財產局局長等職，長期以來，熟悉國內產業的整體發展與生態，他說，台灣企業微利化的原因，一是原物料漲價，更重要的，是民間企業多半只會賺「管理財」，「說穿了，就是藉由提高製程良率、壓低成本，來創造獲利空間。」

蔡練生強調，「壓低成本是台灣企業的重要獲利方法，這是宿命，也是現實，政府如果不顧現實而調高工資，只會逼得企業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調高工資是為了淘汰低階產業，引導企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發展，「那我要問，對於產業升級，政府又提供了多少幫助？」

蔡練生說，政府長期高喊創新、研發，但實際成果極為有限，「台灣申請註冊的專利數量是有不少，但多數都是『製程專利』，沒有真正的創新或發明。」曾任智慧財產局局長的他，說出這句話時格外鏗鏘有力，「台灣企業會製造、會降低成本，但是關鍵技術和品牌、行銷通路等，全都掌握在別人手上，要擺脫微利化的宿命，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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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賺管理財  不顧現實調高工資，將逼得企業出走？

除了計畫調高基本工資，近來，馬政府也開始「道德勸說」民間企業調高薪資。四月十二日，金管會邀請上市櫃企業經理人與行政院長吳敦義進行座談會，主題是「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實際目的就是勸說業者加薪。

「聽說，我老闆這天也有被請去『聽訓』呢！」陳艾婷做個鬼臉、俏皮地說。

二十七歲的陳艾婷(化名)，是某上市紡織業者的基層員工，在台北市的總部上班，負責海外客戶與本地工廠之間的聯絡。她不像張鳳茹必須「朝十晚一」，但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她是「朝七晚十」，早上七點十五分走進辦公室，下班時間往往是在晚上九點以後，算一算，一天至少也得工作十四個小時。

每天早上，陳艾婷會花十五分鐘吃早餐，「七點半，來自國外客戶的信件已經塞爆信箱，多數是說布料的品質不符要求；八點過後，成衣廠的電話開始接不完，多數是抱怨客戶的要求太不合理……」陳艾婷交代著一天十四個小時以上「質量皆重」的工作行程。

「不只如此，我還得經常到國外出差，媽媽抱怨，說我一年回家的次數比飛到美國的次數還少。」不過，在和國外客戶開會的過程中，年紀輕輕的陳艾婷也逐漸感受到，台灣的產業與勞工為何始終走不出苦勞宿命。

「老外有品牌、有通路，所以姿態很高，有一次，一位客戶臨時延後和我們約定好的開會時間，原因竟然是要去遛狗！」陳艾婷又說，品牌客戶經常天馬行空地講一個想像中的產品，就看你要不要接這筆訂單；接了，工廠就要想盡辦法把虛幻的東西做出來；做出來了，還會被刁難說品質不夠好，不符合對方的想像，「最後，台灣的工廠往往必須降價求售。」

回頭再談自己的老闆，陳艾婷不認為吳院長的道德勸說真能改變老闆的薪資決策，「我的時薪的確不高，但好像也不能抱怨老闆，因為我很清楚，台灣紡織業真的賺錢不易，也就是因為這樣，大家只好都很拚命。」

陳艾婷目前月薪能夠拿到五萬元，加上獎金，每月平均約有五萬五千元水準，與同儕相比並不算差，「但如果換算成時薪…」，她掐著手指憑空試算：「大概是二一○元，也就是七．二美元。」比起ＯＥＣＤ國家平均時薪約二十二美元，實在是少得可憐，更遑論其他月薪低於五萬元的廣大台灣上班族。

紡織業基層員工的體悟，和工總祕書長的說法不謀而合，繞不出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迴圈，企業只能繼續微利、人民只能繼續苦勞。

只是，這樣的宿命論調，在學者眼中，卻也正是台灣勞工薪水偏低、工時超長的真正原因。「不斷依賴過去的成功模式，沒有尋找新的出路，這就是台灣經濟的最大問題。」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說。

所謂「過去的成功模式」，就是「只去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的成功模式。「政府和民間企業都一樣，永遠都在思考降低成本。但你不能怪企業，政府如果不能帶頭改變，企業就沒有改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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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勞經濟的元凶  政府在產業升級上「缺乏作為」

在林向愷的眼中，「缺乏作為的政府」，加上「阻升匯率的央行」，正是台灣無法擺脫苦勞經濟的兩大元凶。

以製造業的情況而言，央行壓低匯率有助於國內出口業者低價搶單，自然也就牽制了業者朝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型的動機。就數字來看，國內出口金額雖然一路攀高，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出口商品的平均單價卻是一路下滑，而與出口商品單價同步走跌的，則是新台幣的實質有效匯率。

由此解讀，壓低匯率雖然提高了出口業者的殺價搶單能力，讓台灣的出口金額向上躥高，但卻也讓業者一步一步地「沉陷在過去的成功經驗」，只會仰賴低單價的商品為生，走不出「降低成本」的經營思惟。

「除此之外，政府似乎從來沒有思考過，如何更有效地為製造業升級提供協助。」林向愷指出，關於政府在製造業升級上的「缺乏作為」，最簡單明確的觀察指標，就是台灣的對外投資，「我們的對外投資國，永遠都是以薪資相對落後的國家為主，這代表企業對外投資的目的多半是為了取得廉價產能，這麼一來，台灣勞工就必須要和落後國的勞工比薪資、比工時。」

相較之下，○九年平均時薪已達十四．五美元、整整超過台灣一倍的韓國，近年來則是不斷提高對於先進國的投資布局，無論是取得技術或通路，都有助於產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的方向升級。

林向愷認為，投資先進國家需要較大的資金，也就必須承擔較高的風險，「以政府的角色，應該要為業者分攤風險，取得品牌、通路或技術。但我看到的是，當年明基購併德國西門子時，政府似乎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製造業走不出殺價搶單的格局，「至於服務業，更是被政府管理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氣！」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建甫認為，服務業往往能夠產生較高的附加價值，也有較大的就業胃納量，應該是台灣經濟轉型的適當方向之一，「很可惜，我們的官員從來不懂得『加值思考』，在他們的手底下，管理的重點只有防弊，從來不想如何興利，更談不上產業化發展。」

林建甫口中的「死氣沉沉」，具體反映在數字表現上，自○三年至一○年，國內服務業產值的年度成長率均在五％以下，成長力道明顯低於受到匯率保護的製造業；若與國際比較，依據世界銀行資料，無論是高、中、低收入國家，其服務業占ＧＤＰ的比重均是一路攀升，而台灣，自二○○○年以來的服務業占ＧＤＰ比重，則是一路下降，服務業占比的水準正與中低收入國家「向下看齊」。

林建甫說他贊成公務員調薪，更贊成「高階公務員」加薪，理由是，「如果能用更高的薪水讓公務員的腦袋靈光一些，讓台灣的服務業活起來，多花一點錢當然值得。」對此，台灣經濟研究院第六所所長楊家彥並不贊成公務員調高薪資，但他完全認同林建甫對於台灣服務業的困境描述，「製造業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那服務業是誰在管呢？」

他逐一點名：運輸和資訊、通訊業的主管機關是交通部，傳播業是ＮＣＣ、教育是教育部、健康醫療產業是衛生署……。「但是，這些單位都只把產業當成一個『部門』在管理、規範，轄下沒有任何一個單位是專職負責產業發展。」楊家彥指出，除了零售批發業的管制規範相對較少之外，目前，可以說服務業的「半壁江山」都被主管機關層層限制了發展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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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苦勞思惟刻不容緩  台灣的既有模式已經走不通了！

「政府官員從來沒有『加值思考』，管理的重點只有防弊、缺乏興利，更談不上產業化發展。」

即使是政府「看似」高度重視的金融服務業，在金管會「防弊重於興利」的思惟下，從業人員同樣得不到太大的發展空間（詳見《今周刊》七四五期封面故事「誰殺了台灣金融業？」）。

「大學畢業後，同學都很羨慕我能進入銀行業，但如果現在要辦同學會，我可能不敢參加。」許怡美（化名）在銀行工作已十三年，目前負責外匯交易工作，每天上班時間將近十二個小時，金融業工時長，也是普遍現象。「但混了十幾年，我的月薪還是在四萬五千元上下，恐怕比多數同學都來得低了。」

製造業困於低價搶單的惡性循環，服務業發展空間受到層層規範，「可以說，台灣的經濟形態就是一種『苦勞經濟』，而造成苦勞經濟的原因，則是政府的苦勞思惟。」林建甫強調。

對於台灣經濟的新方向，不同的專家有不同建議，林向愷認為應從製造業升級著手，林建甫強調服務業所帶來的附加價值，楊家彥則認為應全面扶植中小企業，創造多元的就業機會。

儘管對於產業方向的建議略有差異，但對政府的批評則不約而同：台灣的既有模式已經走不通了！

然而長期以來，無論藍綠，政府始終沒有說出一個明確的產業新方向。「台灣的下一步在哪裡？這是馬總統應該對外清楚宣示的；說清楚，政府各部會、各機關才能開始搭配，民間企業也才會跟著轉變。」林向愷說。

台灣的下一步在哪裡？政府一日沒有釐清方向，改變苦勞經濟的動力就不會發生，而年輕人面對未來也就依然徬徨，不是提早放棄未來，就是提早加入苦勞市場。前者，就像林向愷的一位學生，在人生財務規畫的報告中，這位同學是這樣寫到的：「我不會有教育基金的需求，因為我在結婚之前就會結紮，這輩子並不打算生小孩。」

而像張盛傑，雖然還在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念書，但為了未來，他則是選擇提早加入苦勞市場。今年二十三歲的張盛傑，工讀生涯已經長達七年，「爸爸在我念幼稚園時就過世了，媽媽是清潔隊員，獨力撫養五個孩子。」張盛傑是老么，念高中時，兄姊正好進入高等教育階段，開銷不小，張盛傑因此必須自力搞定所有的學雜費與生活費。

「高中開始打工賺錢，不只這樣，我騎腳踏車上學，每天騎車往返於汐止家與位在北市松山區的育達商職之間。」高職畢業後，他甚至有兩年的時間是「一日打兩份工」，「經常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一定要拚啊！一方面是想趕快還清學貸，另一方面，是我對未來沒有安全感，年輕人的失業率高、薪水又低，趁著現在還能賺，就多賺一些吧！」

「啊？……你說我是在『拿青春賭明天』嗎？想一想，好像真的是這樣，但是，還能怎麼辦呢？」

政府在道德勸說企業加薪的同時，應該思考如何根本解決台灣苦勞經濟的問題，要不，當年輕人群起抗議之際，不論誰執政，終將面臨嚴峻挑戰！

「台灣的下一步在哪裡？馬總統應該清楚宣示；說清楚，政府及民間才會跟著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