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東南亞金融風暴從泰國銖驟貶吹起，兩個星期內，整個亞洲全受株連，逾五千億美元無端「人間蒸發」，受創慘重的投資人與企業哀鴻遍野。時為亞洲經濟實力最強的日本，對於受危機波及的國家都送去了十億美元，日本官方說，「這是為了防止重演九四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大災難。」
日本企業遷移中國四年多來，心更安了嗎？答案在今年四月底揭曉。
四月二十六日，是日本各大企業「二○○一年年度財務報告」出爐的日子。沒想到，各企業寫在財報中的虧損數字卻多得令人心寒。 日本電信（ NTT 〉 是非金融業公司中損失最嚴重者，達八千一百二十億日圓。
而在七大電子公司中，除了索尼（ Sony 〉 還小有獲利約一百五十億日圓之外，其它全軍覆沒，虧損的金額不忍卒睹。其中日立是虧損四八三八億日圓、松下為四三一○億日圓的虧損，東芝也有二五四○億日圓的虧損。日本東京匯豐債券總策略長蓋瑞‧伊凡斯（ Gary Evans 〉 說：「這慘況是二十世紀八○年代實施統一帳目清算以來的頭一遭；這是七九年以來，日本企業表現最不堪的一次！」
早到中國卡位已不是優勢
受到這樣的指責，日本企業並沒有受挫，因為曾有著複雜恩怨、現有著最廉價成本的鄰居｜｜中國，成了他們面無難色的支柱。
根據日本通產省的統計，至去年底，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達三百二十三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三百四十九億美元，在各國中排名第二位。另外，從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的統計資料來看，截至二○○一年，日本在中國投資累計設立的日資企業達二萬二千四百多家，占全中國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數的五‧七四％，排在港澳和美國之後，居第三位。
正因為五年前，日本企業早一步到中國卡位，至少保住了今天的本業。但在日本企業家的內心，其實還是有著一份恐懼，這份恐懼從今年五月的一項活動可以看出端倪。
五月十八日，由豐田、三菱商事、花王等日本企業公關部門負責人組成了一個代表團，以一周時間對北京、上海兩地的知名歐美企業和中國本土企業進行訪問，目的是為了解決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遇到的危機。在行程結束後，其中一位成員感觸頗深地對中國媒體說：「日本企業若還以十幾年前對中國市場、中國媒體的印象，去打造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形象，日本企業將會逐漸失去在中國市場的原有優勢。」
雖然在日本通產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的統計中，日本企業進軍中國的確積極，但其中製造業的比重過高，約占七成左右。換言之，日本企業還是把中國視為「貿易加工廠」，以中國廉價的生產成本為產品加工，然後再返銷日本或其他市場。對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反倒是視而不見。
外有外商挑戰──內有本土企業的威脅
「這裡已經是一個國際市場了！」日本貿易振興會北京所所長江原規由多次對日本企業呼籲。所以，純粹只是「利用」中國降低生產成本的日本企業，好日子的確已經過去，本刊在上一期所提到的 Uniqlo 就是其中代表。不過，即使是把中國視為國際市場經營的日本企業，近來也受到其他外商，甚至是中國以國家力量培植的本土企業的挑戰。
就以家電業而言，四、五年前紅遍中國的日立、三洋等公司，原本只有飛利浦可與之抗衡，但現在，日立、三洋不但比不上來自韓國的三星、LG，也拚不太過中國的海爾和長虹。
當然，外商要到中國拓展市場是有困難。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商務處（Commercial Service 〉 就特別編制了一份在華經商注意清單， 其中包括了猖獗的產品仿冒，盛行的商標、專利及版權的侵權行為，高關稅與配額的保護主義壁壘等等。
但這些困難並不特別針對日商而來，何以日商的發展卻顯得窒礙難行？根據中國雜誌《財經界》的調查分析，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日商身上。《財經界》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那就是富士通。富士通在中國開了三十多家公司，但只有一家公司的總經理是由中國人出任，而這一家卻是富士通在中國最賺錢的公司。「敢用懂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到管理層，是歐美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能在中國做得好的原因。」
本土化是國際化的能力之一
其實，歐美跨國企業的這一種「本土化」能力，正是他們能繞著全球跑的「國際化」能力。雖然中國大陸對日文有專長的人才，還不如英文，甚至是韓文多，但東芝、日立等幾家日本大廠已經下定決心，要在中國這個兼具人才與資金養分的「子宮」，進行企業轉型。
於是，在四月底發布完財報後，東芝集團社長岡村正就率人到杭州考察。六月在浙江寧波宣布，東芝將出資七十億日圓，建立東芝在海外的最大基地｜｜杭州東芝工業園，預計有二十六家子公司進駐，其中新成立的中日合資企業｜｜東芝資訊機器將在十個月內，完成年產量七十五萬台筆記型電腦的生產線。據了解，不但是生產線，未來可能連研發都會從東京轉移至杭州。
在公布去年巨額虧損的刺激後，有東芝這位急先鋒帶頭，除了新力仍依自己的既定步調、按部就班地經營中國外，松下、三洋、日立等企業莫不加大也加快遷移的腳步。難怪一位在上海的日商不禁要說：「這將是日本電子企業向中國遷徙規模最大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