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登陸的登琨艷再三叮囑台灣建築同業說：「台灣的經驗只能在台灣用！」唯有入境隨俗，多了解大陸的材料及工人，放低姿態，如此在大陸的市場兢兢業業經營三、四年後，才有機會能在大陸的建築業占有一席之地。
台灣建築業景氣陷入泥淖，已是好些年的事了。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繁盛促使了台灣建築師相繼轉戰，尤其是知名的中生代建築師黃永洪、登琨艷，以及較長一輩的李祖原，雖在不同時間前進大陸，至今都有可觀的成績。
早在一九九○年初，登琨艷即來來往往兩岸之間，他在大陸發展過程就如同在台灣一般，不斷開啟傳奇的扉頁，向來是業界及文化界的話題焦點。由屏東農校畢業的登琨艷，能走上建築這個行業，都因建築界耆老漢寶德的開闊用人策略。非科班出身的登琨艷早年在漢寶德的拔擢下，接過無數空前的精采案子，自己所創的「舊情綿綿」、「現代啟示錄」餐廳更成了台灣後現代建築的代表作，至今依然為人津津樂道。
登琨艷轉戰滬上的作品，包括將上海杜月笙的穀糧倉改為藝術家工作室、設計作家張愛玲的紀念館，以及與國內知名歌手張信哲在上海衡山路所開的「三千院」餐廳，引起好新鮮的上海人注目，不時還透過當地及國際媒體的報導後，已成為名貫中國的一號人物了。
登琨艷把自己退化為中國人
向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登琨艷，其建築風格充分反映在他設在上海蘇州路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本身就像座大招牌，引得來自大陸各省的學子，包括遠從新疆、雲南、大同及吉林等地的學生，想要找他當師傅。而登琨艷目前在大陸的身價之高，光是一場演講費，就高達八千元人民幣。
轉戰大陸，且能聲名鵲起，除了登琨艷本身「立志做建築大師」外，他更強調說要「把自己退化為中國人」、「在人家的屋簷下做事，要低頭三分」、「充實自己在大陸專業的知識及技術」，這些都是他能夠在大陸再造春天的理由。
在大陸從事建築固然腹地龐大，有機會創作出傲世的大作品，還能展現熱力四射的性格等優點；但登琨艷也叮囑，法律不夠周全、作品常被施工者做壞以，及溝通困難等問題，都會干擾建築作品。對台灣的建築師而言，他再三勸誡說：「台灣的經驗只能在台灣用！」唯有入境隨俗，多了解大陸的材料及工人，放低姿態，如此在大陸的市場兢兢業業經營三、四年後，才有機會能在大陸的建築業占有一席之地。
由於登琨艷「登陸」早，且已在中國建立知名度，他樂觀地看待自己進入國際舞台的可能性；他說，隨著全世界吹起中國風，自己「將被中國夾帶出場」，而更進一步地將自己的作品呈現在全世界舞台。
至於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係台灣大型事務所之一，登陸時間雖不及登琨艷早，但也已在上海、北京及瀋陽設有辦事處。截至目前為止，在大陸累積的建築設計及作品，包括瀋陽的國際機場、瀋陽的公車轉運站、瀋陽的民營企業大樓以及房地產交易中心，天津則有郵電總局，鄭州則有裕達國貿大樓、武漢的會議展覽館、上海的家樂福武寧店、廈門的嘉根體育館，以及廣州的國碁電子廠等大型案件。
短短的幾年能在大陸累積出如此豐碩的成績，與李祖原合夥的建築師王重平謙虛地表示，他們的主要業務仍在台灣，他說：「大陸只是一小部分！」不過為因應台灣房地產的變化，以往台北辦公室共一百二十人的成員中，目前離退的有五十人之多，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陸的三所辦事處，新增的人員也約略為五十人，這樣的一消一長，也顯示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對大陸市場的重視。
台灣經驗不等於大陸經驗
甫將重心移往大陸的黃永洪，目前在大陸的作品包括上海花木區世紀公園旁的「香梅花園」及北京的和喬麗晶，擁有香港公民身分的他，早在兩岸開放往來前就已赴大陸考察中國的園林藝術，不過他到大陸發展，還是近期的事。
透過大陸的教授朋友介紹，黃永洪才在北京及上海接下和喬麗晶以及香梅公園的案子；以香梅花園來說，整個開發案共六十幢大樓，最高三十一層、最低十七層，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個信義計畫區大，現在已經開盤銷售。
類似香梅花園如此大的基地在大陸不勝枚舉，黃永洪舉例道，像黃浦江邊的一塊基地，比世紀公園還大兩倍；蘇州西湖旁，劃一塊地也比香梅花園還廣。他認為，從新加坡、台灣或香港剛來的建商或建築師，從未接觸這麼完整的基地，以為土地得來不易，很容易誤判了情勢，導致投資或營運損失。
黃永洪也指出，大陸的居民似乎不需要復古、異國情趣，只要覺得生活機能夠好就可以了。在上海買房的居民無法像台灣一樣，因為選擇居住的社區不同，居民背景、性格也不同，可以分別展現不同的居民特性，因此，機能的設計反而比風格氣氛的醞釀來得更重要。
比較起台灣和大陸建築業的異同，黃永洪認為在大陸設計師的空間雖然很大，競爭也相當激烈。在台灣雖然已經累積了很多經驗和配合廠商，做起案子來會很有默契。到了上海則因為案子很大，配合起來很辛苦，但幾十樓、幾十幢一瞬間蓋起來，成就感還是很大。
目前，黃永洪尚未正式在大陸設立公司或辦事處，僅成立一處諮詢公司，大陸有很多土地在開發，只是競爭者眾，對他而言，目前仍處於累積經驗的階段，雖說大陸市場很具吸引力，還是不敢貿然一頭栽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