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為改革的目標在於建設一個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與現代文明的中國，改革在中國就是調整利益分配，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規範的話，那麼，中共「十六大」應當算是這種努力的一個暫時性的停頓。它確認了改革以來形成的利益格局和統治方式，即一個權貴集團聯合其他利益集團以暴力和腐化社會來實施統治。這個現實離真正的改革過於遙遠，它帶給人民的不是更多的尊重，而是更多的蔑視。
從人事調整的方面來看，「十六大」過渡性的色彩也非常明顯。表面上看，似乎以江澤民為首的小幫派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三個代表」寫進了黨章，江澤民依然擁有最高權力，而江系人馬也在政治局常委中占了多數。但是，這樣的權力分配當中隱含著巨大的政治危機，因為江澤民在事實上擁有最高權力，但名義上的最高權力卻在胡錦濤手裡。
這樣的逆勢安排固然可以使江澤民既行使權力，又不用承擔責任。但這種安排本身，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無論對江，還是對胡，都是不完全的，這使得兩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無法避免。當年趙紫陽任總書記，鄧小平「垂簾聽政」，結果導致趙手下一批人提出「新權威主義」，企圖讓趙可以掌握實權，結果引起鄧的猜忌，利用「六四」把趙趕下了台。這一史例已經表明中共這種「垂簾聽政」式的制度安排存在無法解決的矛盾。江與胡的關係恐怕也很難脫開這一局限。
總之，最高領導權被分割的政治格局在講求權力集中的中共體制內，注定是不穩定的，我們有理由預期關於最高領導權的爭奪還會延續，而且很難預料這場爭奪的結果是什麼，但不管怎樣，中共內部各種派系目前還只能在江系人馬與胡錦濤的團派人馬之間左右觀望，一個成形的領導團體還無法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新選出的政治局九常委班子不過是延續江澤民時代的一個「看守內閣」，一個真正可以放手自主地做事的領導集體的出現，恐怕要等到五年以後的「十七大」左右。
「十六大」的過渡性特徵最後還表現在這個政黨的領導集團，已經脫離了革命家的色彩，並開始出現新的特徵和屬性；但整個政黨的定位、意識形態和歷史包袱依然沒有太大改變。讓新一代領導人以與過去的革命家截然不同的作為、習慣、品性去磨合舊體制，雙方都需要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是新人改造舊體制，還是舊體制消化掉新人，這本身就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外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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