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三月十五日，台灣總統大選前三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出現在電視螢光幕前，警告台灣選民不要支持具台獨傾向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朱鎔基晃動著他的拳頭說：「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不及」。那段時間，北京智庫人士甚至宣稱：「民進黨當選等同戰爭」。三月十八日，候選人陳水扁成為陳總統，台海平靜。北京接下來幾個月的反應顯得被動與低調。
二○○○年七月，美國國防部長威廉柯恩訪問北京。北京領導人告訴他，他們並無意對台動武，雖然他們保留這樣做的權利。「我想這個訊息的語氣與內容都與以前大不同」，柯恩在二○○○年十月二日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提到以上的觀察，並且說兩岸局勢已經緩和了。同年七月，台灣的意見領袖訪問北京，卻顯然得到不同的訊息。他們回國後警告國人及新政府，「台海情勢嚴峻，戰爭一觸即發」。
這兩個事例說明了北京處理台海事務的靈活性。前一個範例點出了北京對同樣的人（台灣人)在不同時間（三一八前後)說不同話的靈活性。後一個案例點出北京對不同的人（美國人和台灣人)在同一時間（七月)及同一地點（北京)說不同話的靈活性。前者屬於時間的靈活性，後者屬於對象的靈活性。其實，北京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地點，可以說不同的話或做不同的事。
長期戰略──短期戰術
如果北京在對台手法上，依據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空間，或不同的對象調整其行為，這並不意味著北京長期對台目標和原則的改變。北京的對台政策有兩個層次：戰略和戰術（或策略)。北京的對台戰略包括長期目標和指導原則；而北京的對台戰術則是短期目標、指導原則，以及操作方法。雖然北京的對台戰略維持驚人的一貫性，其對台戰術卻是異常的靈活。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及「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至今已維持幾乎二十年不變，是典型的北京對台戰略。在另一方面，北京的對台戰術多年來因不同情況經常調整或改變──由軍事恫嚇擺盪到經濟誘惑，由文宣攻擊到言詞緩和，或由堅持「一中原則」作為復談前提，到擱置「一中原則」而復談。
影響對台戰術的三大因素──大陸國內外狀況及台灣動態
影響北京調整其對台戰術似乎有三個因素：大陸國內狀況、大陸國際環境，以及台灣動態。一般而言，當這些因素對北京有利時，其領導人在對台手法上表現得更有彈性，反之亦然。北京對台的彈性表現在其謹慎的行為、柔軟的語調、精緻且細膩的操作，以及更多和台北交往的意願（見下表「北京對台的戰術：決定性因素」)。
北京在下列情況下運用彈性的對台戰術，首先，當其國內條件是有利時：經濟運行良好、社會大致平穩，以及政治領導人之間至少表面上維持和諧。其次，當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呈現穩定時：也就是說雙方雖不至於「水乳交融」，但是有來有往，溝通無阻，高層互訪頻繁。第三，當台北對北京釋放明顯的善意，並且避免採取被人認為是挑釁的言行時。
以上三種情形中的關鍵是：當北京最高的領導階層覺得他們個人權力地位沒有風險時，他們比較放心以務實的態度處理台灣議題。近年來有一個小例外: 當台灣的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堅強地支持他們的政府時，雖然北京不會對此感到對它有利，但是北京的對台戰術仍向彈性調整。這是因為北京認知到如果它過度打壓台灣，將導致台灣更傾向獨立，反而對它更為不利。
三項決定性因素（國內、國際、台灣)如果呈現與以上相反的情形時，北京的對台戰術便會傾向採取僵硬的、粗魯的、高壓的，以及引起國際爭議的方式。
只要台灣乖 北京就願意談 否則就槍口對準台灣
當上述三個決定性因素大部分對北京有利時，北京的對台戰術就會顯得較彈性。有關兩岸互動的兩個正面的案例可做說明：第一個案例是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南巡講話，啟動大陸經濟高成長等一系列有利的因素（政治、社會)，同時北京對美關係自天安門衝擊後穩定下來，再加上台北制定國統綱領並成立陸委會、海基會，最後促成了九三年四月新加坡的「辜汪會談」。
第二個案例是九七年一月，朱鎔基成功地軟著陸了大陸的周期性經濟（之前有過熱或過冷的經濟惡性循環)，九月，江澤民順利安排十五大黨代表大會的人事布局；十月，他風光訪美，台北又不斷釋出善意，北京於是在九八年初回應台北恢復協商的呼籲，導致十月辜汪二度會面，這回在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海協會來函海基會要求恢復兩岸協商、恢復兩會交流，以及辜汪見面，但並未提到「一個中國」原則。而二月二十日前行政院長蕭萬長在立法院提到的話中並未擁抱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他說：「只要有助於海峽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國家民主統一的議題，均可以一步步提出來展開溝通和對話……。」在此之前，台北也從未接受過北京的「一中原則」。
與前兩個正面案例相反的是，當三項決定性因素（國內、國際、台灣)對北京不利時，北京的對台策略就傾向突兀、粗率、反應過度，並且抗拒交流。以下有兩個反面的案例：一為九五年江澤民固權時面臨軍方及喬石等壓力的危機，美國兩黨角力使柯林頓批准李總統訪美而陷華府北京關係於危機，加上李總統在康乃爾演講給與解放軍理由及機會破壞江澤民主導的兩岸協商的計畫，最後導致了九五年到九六年的台海危機。
第二個反面的案例是，九九年大陸通貨緊縮經濟成長下滑至谷底，社會不安上升，法輪功四月包圍中南海，震驚江澤民；朱鎔基總理四月訪美失敗又被江澤民疏遠；五月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與美國關係極端惡化；接著，台北方面於七月提出了「兩國論」，引發海峽危機。
六個對台戰術的關鍵時期──鬥爭與合作同步進行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起，北京的對台戰術運用可以分為六個明顯的時期。
一、文攻武嚇時期（九九年七月九日至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七十五天。
二、文攻時期（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年三月十八日)：一百八十天。
三、被動低調時期（二○○○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年七月)：一百三十四天
。
四、兩手策略時期（二○○○年七月至二○○一年五月)：兩百三十五天。
五、硬手為主時期（二○○一年五月至八月)：一百二十三天（由香港媒體渲染軍演)
六、軟手為主時期（二○○一年八月至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除了最後一個時期之外，每一時期都說明了北京是如何快速地調整它的對台戰術。
目前的軟手為主時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內部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社會無大亂，北京與美關係趨於穩定，台北不斷釋放善意。雖然二○○二年八月三日陳總統提到「一邊一國」，北京短暫文宣回應後再度回到以軟手為主的對台做法。
北京在此時同步對美也採取「合作為主淡化鬥爭」的「軟手為主」戰術。錢其琛十月說：「僅有鬥爭的一手還不夠，發展合作的一手同樣重要。合作的本身就是對美反華勢力的重要牽制。」這是錢其琛從二○○一年初起便在內部所提的意見。它顯然於二○○二年秋天之前已成中共上下軍文各界對美政策的共識。
錢其琛還說：「我們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從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牢牢掌握我們的主動性。鬥智鬥勇不鬥氣，不圖一時之痛快，不爭一日之短長。」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值得我方參考。
軟手為主時期實施至目前已超過四百五十天，遠多於以前的戰術時期。它應有較戰術更強的持續性，短期內應不會變化，它是否會成為高於戰術，但低於戰略，對台「戰役」的原則？有待觀察。
中國內部狀況及與美的關係──才是牽動兩岸的主因
先前的觀察可以得到幾點結論：
一、不管台北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都可能影響北京的對台戰術。然而，在中南海的估算中，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內部的狀況，以及北京、華盛頓之間的關係。
二、把在九六年三月和九九年八月爆發的台海危機完全歸因於台北的挑釁，雖然沒有完全脫離事實，但也淪於過度簡化。
三、當我們注意到北京長期對台戰略強韌的一貫性時，不要低估北京短期對台戰術驚人的靈活性。
四、北京對於恢復兩岸協商預設的前提，也就是：台北要先接受北京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北京對台的戰術而不是戰略。北京有時會擱置「一個中國的前提」，但其對於「一個中國的框架」到目前為止並未讓步。
五、北京對重要國家「如美國和日本」的政策，也可能顯露出高度的戰略一貫性和戰術的靈活性。
六、各政府在調整其對北京的態度時「例如，是要柔軟或是強硬？」最好首先考慮中國內部的狀況，其次考慮北京那時和華盛頓的關係。
七、根據過去十年的觀察，當華盛頓和北京間的關係穩定時（即有來有往)，雖然雙方矛盾仍然存在，兩岸之間的關係也趨向緩和。
八、以一手策略應付北京的兩手策略顯然對台北不利。以軟硬兩手應付北京的軟硬兩手對台北較有利。但是以「硬手為主」的軟硬兩手應付北京以「軟手為主」的軟硬兩手策略，也對台北不利。因為這使得台北的國際和國內友人很難為台北講話，而北京的友人反而振振有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