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徒長」來形容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是很恰當的，「徒長」所強調的是：樹木雖然長高得很快，但是枝幹卻纖細柔弱。為了理解此點，讓我們先從台灣說起。
台灣在日治時代也有相當傑出的表現，而為經濟史的國際性文獻所稱道。當時所有的殖民地幾乎都呈現「雙元」的畸形發展：殖民者所控制的現代化產業固然很先進，但是，傳統產業卻十分落後，無法為土著創造財富。日治時代的台灣則獨樹一幟，因為其稻米產業確實使台灣農民致富。換言之，日治時代的經濟發展也是全民運動。
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是憑著強韌的市場經濟實力，才得以分享大餅，絕不是靠著日本人的德政。
當時先進的糖廠由日本人控制，而且日本人使每個糖廠於其所在的地區，在收購甘蔗方面擁有獨買地位，並以經濟警察貫徹之。可是，因為日本人無法控制台灣的稻米產業（朝鮮的稻米產業則為日本人所控制），逼得日本人只好把甘蔗收購價格提高到使種甘蔗與種稻的收益差不多，以吸引農民種甘蔗。
所以，台灣人的稻米產業發展良好，也阻礙了日本人對於蔗農的剝削。這是文獻上著名的「米糖相剋」現象。有鑑於此，日本人後來也花了很多錢，來反鼓勵稻米產業。
總之，台灣的經濟發展帶有相當強的「全面性」：通商口岸與內陸地區齊頭並進，上、下階層利益均霑。台灣的成長模式，相當於樹木在向上成長時，樹幹也粗壯化，樹根也深入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集中於通商口岸，沒有惠及內陸與基層農民；而其核心的原因應該在於：農村的秩序從民國初年就開始解體，走向野蠻化。
中國傳統的地方菁英以往碰到動亂時，通常選擇與基層民眾緊密結合以度過艱難的歲月。可是，民初以後，他們受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夾擊而離開了鄉村；這使鄉村秩序更加惡化。
地方菁英離開鄉村的另一個原因乃是：通商口岸的商機與良好治安吸引他們前去。所以，民國時期，中國沿海地區繁榮的背後其實是鄉村的崩潰。這與台灣當時的全民運動模式，大不相同。
民國時期，沿海的工商業其實發展得並不差，國民黨政府在中國之所以被推翻乃是因為農村問題沒有處理好。其次，共產黨只是利用農村問題打倒國民黨，並沒有解決農村問題，甚至可以說使之惡化。所以，中國的三農問題其實積弊甚深。
中國目前經濟的徒長其實是在重蹈國民黨時期的覆轍，其強項只在於對於鄉村有比當時高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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