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至高無上的全國人大，實為無視民意的政治花瓶。前中共高層智庫成員程曉農博士，以親身經歷揭露中共公章位階、假民代真黨代的嚴密控管，以及有如劇場般的開會潛規則。
人大常委會辦公和會議地點設在人民大會堂這處「禁苑」，殿堂高大、閒人免進，儼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威嚴。而在北京，這個機關對民眾封閉，民眾不認識自己選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也從未選過他們，向他們陳情也無用。它看上去像國會，卻既無選民，亦無視民意，只有辦公地點顯得至高無上。
從公章看位階
中共的「國會」有個全世界獨一無二之處：公章「超大」──中共認為公章尺寸代表權力層級，尺寸越大地位越高。中央各部委、國務院辦公廳和省市政府的公章直徑均為五公分，國務院公章五．五公分，略大於下屬部委；人大常委會公章直徑六公分，其辦公廳（以下簡稱辦公廳）公章五．五公分，與國務院一樣──換言之，名義上辦公廳秘書長與國務院總理平級，這點外界極少人知道。北京中央機關只要看公函上的公章尺寸，立刻就明白彼此的上下級地位。
一九八五年初秋，我持辦公廳介紹信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找副院長孫尚清，他看了介紹信說：「我還是第一次知道，你們機關的公章跟國務院的公章一樣大。」他是官場「老江湖」，一眼就識別出公章尺寸；我卻是聽他這麼講才第一次知道此事。
假民代、真黨代
文革時期毛澤東凍結全國人大，不經任何程序、沒有公告便停止辦公，其地點人民大會堂甚至一度變成毛的寢宮，長達十年未開過一次會，連「花瓶」都算不上。文革後，真正主宰其運作的並非憲法條款，而是大量政治「潛規則」。首先，全國人大代表全是假民代、真黨代，無需選舉，名位是中共賞的，他們懂得必須遵照黨的意志辦事—在當權者眼中，這些「國會議員」不過是自己「衣服上的羽毛」，沒羽毛衣服不好看，但羽毛若有自己的意志，就一定會被拔除。我第一次與全國人大代表深談，就發現了這個「假民代、真黨代」的奧祕。
全國人大代表的真實地位，就藏在那套「會議紀律」裡，一句話：「捧得高高的，管得嚴嚴的。」這個潛規則至今依然被嚴格貫徹。「捧得高高的」，是給代表一種崇高的儀式感：到京後乘坐貼好省市字樣與編號的專用大巴，入住事先安排的「會議賓館」；此後每次去大會堂開會或觀賞演出都由該大巴接送，同車代表固定，即所謂「團進團出」，既保安全，也確保代表沒有脫團的自由。開全體大會時，北京市公安局為三十個代表團的車隊統一調度，警車開道、一路綠燈，直接駛入天安門廣場──這個平時戒備森嚴、絕不允許民間車輛進入的廣場，人代會期間便成了各代表團大巴的停車場。官媒常拍代表們從東門進場「參與盛會」，外媒記者若無採訪證，則連跟車、打聽住處都不行。
中共的會議「劇場」
中共任何正式會議，無論黨代會、中央委員會會議或人代會，都有一套固定模式，主要功能是讓與會者乖乖配合，演好「開會」這場劇。我稱之為「劇場」：全體與會者是被招來的「臨時演員」，須遵循「導演」的隱形「劇場劇本」，否則會被處罰。這套規範從無文字紀錄，「演員」全靠「政治覺悟」有樣學樣、互相觀察模仿，每個初次參加者往往小心翼翼，生怕冒犯背後某處盯著的「眼睛」。行為規範包括：集體排隊進場、坐在指定區域；除上洗手間外不可隨意起立、舉手、發言或退場；主持人是「領導」而非推舉的程序協調者，他所宣布的程序早由領導機關寫好，自己也只是個照念的「演員」。
程序上通常先開全體大會聽取報告，再分組開小會由工作人員記錄發言，然後大會安排指定發言人，最後最高領導總結、投票。分組按地區劃分，同省市、同地級市的人坐在一起以便互相監督，軍隊代表則單獨集中一組。
分組發言看似自由，實則有上級派人在會場監聽，與會者無從得知哪句話被上報、內容是否被添油加醋或故意漏掉。這些人白天也暗中監控私下交談──聊天氣沒事，聽到牢騷怪話就仔細記下。只有不了解控制程序的基層代表才會發牢騷、講怪話，因此正式會議上，與會者根本無法聯合表達反對意見。若苗頭不對，領導人會推遲表決直到確保多數支持，或下次換屆時把講真話的代表換成乖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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