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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威脅 P.133

全球化的威脅 P.133

當代世界是由西方所主宰,雖然昔日世界統治者的帝國氣勢已經衰微,西方主宰的局面卻一如往昔,在許多方面更甚於從前,特別是文化事務。可口可樂或MTV的帝國就未落日。

本土文化在今日面對的全球化威脅,是相當難以避免的。停止貿易與經濟的全球化是不可行的解決之道,因為在這個競爭受到大規模科技進步而益形熾熱,而科技進步又擁有經濟競爭優勢的世界裡,要抵擋經濟交換與分工的力量是很困難的。

全球化的問題並不單純,因為全球貿易與商業也讓國家經濟更為繁榮,正如亞當‧史密斯所預見。但即使全球化帶來的是總財富的淨增加,只要有贏家,就會有輸家。要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我們必須做出適當的回應,讓全球化對就業與傳統生計的傷害盡量減少,並進行逐步的轉型。

為了順利轉型,除了要為那些因為全球化至少在短期││而受到利益傷害的人提供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及其他支持性安排),還要為那些可能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再訓練與獲得新技術的機會。


全球化下的經濟狀態、文化與權利

這類回應方式也會在文化上產生某種效果。電腦技術、網際網路和類似的設施不僅改變了經濟可能性,也改變人們的生活。我們同樣不需要為此感到遺憾,雖然還有兩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與世界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有關。

首先,現代通訊與交換需要基本的教育與訓練。某些窮國家在這個領域有卓越的進步(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就是好例子),其他國家(如南亞和非洲國家)則顯得落後。文化與經濟機會的平等對全球化的世界非常重要,也是這兩個領域的一個共同挑戰。

第二個問題則截然不同,而且文化問題凌駕經濟困境之上。在經濟調整過程中,很少人會同情被取代的生產方法與技術。我們或許會懷念一些特殊和優雅的事物,如古老的蒸氣引擎或舊式的時鐘,但一般而言,老舊廢棄的機器不會有什麼人想要。

但若論及文化,失去的傳統可能常被懷念,舊有生活方式的消逝可能引發傷痛和深沉的失落。這個情況有點像是古代動物的絕種。淘汰古老物種而留下適應與繁衍較佳的「較適」物種,可能會引起遺憾,而新物種在達爾文的比較體系裡「較佳」的事實,則不見得能帶來足夠的安慰。

這是個有些嚴肅的問題,但是要保留哪些古老的生活方式,甚至因此付出相當高的經濟成本,得由社會自己決定。

生活方式可以被保留下來,如果那正是社會決定要去做的,而這是在保留的成本與社會賦與該生活方式的價值之間,取得平衡的一項課題。當然,這樣的成本效益分析並無固定公式可尋,而對於理性選擇評價真正重要的是,人們有能力去參與成本效益分析的公共討論。

這又是一個能力觀點的問題: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而非只是特權階級)應該都能參與有關保留與放棄的決策。沒有人被強迫保留將逝去的生活形態,甚至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但是人們基於社會正義,確實有參與這些社會決策的能力。這就給了我們重視讀與寫等基本能力(透過基礎教育)的更好理由,因為它讓人們可以得到足夠的訊息(透過自由媒體),而且有真正的機會能夠自由參與(透過選舉、複決及公民權的普遍使用)。這些實際運作便包含了最廣義的人權。


文化交流及普遍的互賴

除了這些基本認知之外,我們必須注意跨文化的溝通與尊重,不必然就是可恥和不榮譽的事。我們確實有能力享受其他地方的事物,而文化上的國家主義或沙文主義可能嚴重侵害我們的生活方式。出生於孟加拉的偉大詩人泰戈爾,曾相當動人地評論這個問題:

「不管我們從人類的產品上了解和享受到什麼,這些感受是我們即刻擁有的,不管這些產品來自哪裡。當我能親身感受其他國家的詩人和藝術家的才華,我會多麼為我的人文素養感到驕傲。讓我發自內心喜悅去感覺,所有這些偉大的榮典都是屬於我的。」

雖然忽視文化的唯一性存在著危險,但是無所不在的褊狹假設也可能產生誤導。

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關聯與影響,通常要比那些擔心文化顛覆的人想像的還多。有這種文化恐懼的人,對於各個文化通常採取一種非常脆弱的看法,而且容易低估我們學習外地文化但不被同化的能力。

事實上,「國家傳統」這個修辭可能隱藏外來文化的影響。例如,辣椒在眾人眼裡或許是印度菜的重心(有些人甚至視為印度菜的特色),但事實上,印度直到葡萄牙人在幾個世紀以前引進辣椒之後,才知道這個東西(古代印度烹飪用的是胡椒而非辣椒)。基於同樣的原因,今天我們吃的印度咖哩也不見得很「印度」。

以印度菜目前在英國的風靡程度,英國觀光局會把咖哩描述成道地的「英國菜」,也不會特別奇怪。好幾年前我在倫敦甚至聽過一句令人難以置信的話,用來描述一個人無可救藥的「英國化」:她被形容為「像水仙或烤雞丁咖哩一樣道地的英國」。

在文化事務上保持區域性自足的想法會嚴重令人誤導,而要維持純淨不受汙染的傳統價值是很難的。國外思想的影響方式有時可能相當迂迴且多樣。例如,一些印度愛國主義者對於學校課程裡「西方」術語的使用有所抱怨,像是現代數學。但是,數學領域中的相互關聯讓我們分不清什麼是西方而什麼不是。

我不是要反對每個文化的唯一重要性,而是要強調我們有必要去理解不同文化的影響,如同我們有能力去享用其他國家或文化的產物。當我們熱情鼓吹保留純正的文化遺產時,我們不能失去了解彼此及認識不同國家文化的能力。(本文摘自先覺出版社九十年十一月出版《經濟發展與自由》)


沈恩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第一位獲得該獎的亞洲人。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省,一九五九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劍橋、德里、牛津等大學,並在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柏克萊、康乃爾等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及哲學講座教授。現任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

沈恩的研究領域遍及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等。由於幼年親歷孟加拉大饑荒,他非常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的困境,重視倫理與道德的哲學研究,並將這些概念重新引入經濟學領域中。本書便是他以「發展即自由」為主題,在世界銀行所做演講的整理,也是他思想精華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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