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否為中國的一廂情願？習近平是否真的「夢太大」？
《今周刊》特別專訪澳盛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以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視野，為讀者解答六大爭議及疑問。
劉利剛答（以下簡稱答）：「一帶一路」的建設，旨在鼓勵企業資本走出去，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化、提升基礎設施。資本的輸出，短期內對於中國國內的經濟成長，的確不會有直接助益。
現階段來看，中國四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中，有一．五兆美元（約四十五兆元新台幣）是投資在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公債，非常沒有效率。
「一帶一路」另一個重點，就是將這些資金利用得更有效益，透過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跨國金融機構，來投入實體經濟項目上。因為這樣的出資，未來中國外匯存底可能會下降。
另外，我們也看到去年第二季度開始，中國的資本帳戶有逆差出現，代表資金正在淨流出，同時人民幣最近也有貶值的壓力，都會加速外匯存底的下降。
但這是健康的，因為中國完全不需要現在四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此舉不僅可以分散美元波動造成的匯損，也對中國長期經濟有幫助。
爭議》海外砸錢 考驗中國人民的世界觀
Q2：如果「一帶一路」短期內對中國內部經濟成長沒有明顯效益，那麼計畫的長遠戰略目標是什麼？
答：很多觀點認為，「一帶一路」的目的是將過剩的產能輸出去，但我不認同，比較大的目標應該是，對相對落後的亞洲國家，進行新一輪的工業化。
當初中國、韓國在進行工業化時，日本因為擁有相對成熟的技術及較多的資金，鞏固了他們的製造、重工業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打造的國際競爭力，迄今仍屹立不搖。
所以，中國長期的目標不應該是輸出過剩的產能，而是輸出自己在工業化階段累積的經驗和資本，並增加國際經濟、政治的影響力。
如果中國只是藉此單純輸出本國的低端產能，那麼很快地，各國抵制的力量就會很大，計畫就很難長期走下去。
答：的確，現在有一些這方面的疑慮，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對外及對內的問題，都要同步解決，因此政策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對於城市汙染，不見得需要硬體的投資，而是從法制、制度面去處理。
這絕對是中國需要加強的地方，也是「十三五」規畫中不能迴避的大問題，同時，考驗中國人民的世界觀，能不能看到「一帶一路」為中國帶來較長遠、規模也較大的好處。
疑慮》投資石沉大海？不以回報率定義成功
Q4：「一帶一路」是否能為中國某些企業帶來競爭力提升的機會？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答：在第一階段，跟基礎建設有關的行業，像是高鐵、能源、建築、鋼鐵、重機等這些「硬需求」的行業，是首先受到帶動的。當中國資金走出去，這些已經在海外發展的基礎設施企業，也比較有優勢。
如果「一帶一路」做得好，就會有第二階段的效果。當交通變得便捷，這些中亞國家從中國、歐洲兩端的進出口，會變得更方便。
縮短商品和服務的時間後，中國整體的製造業，也會享受到競爭優勢。另外，中國中西部的城市，因為這些建設，也會看到直接的經濟增長。
這時候，台灣的優勢就可以出現。不只電子行業，台灣在其他基礎建設也有很成熟的技術。同時，很多台商在中國生產的商品，可以透過「一帶一路」很快地走出去。例如台灣企業在四川重慶、成都的電子行業，透過直通中亞、東歐的鐵路，會比海運要縮短半個月，這樣對台灣的企業也有很大的幫助。
▲為了一帶一路，寧波港特別擴大物流基地，結合海陸，緊抓「港口經濟圈」。(圖片/CFP)
Q5：和美國馬歇爾計畫對比，當時在歐洲投資成功的「民窮國弱、百廢待舉」客觀條件，似乎不存在於新絲路經濟體。「一帶一路」是否「夢太大」？
答：從資金面來說，「一帶一路」的建設國家對長期投資的資金需求，是絕對存在的，而且難以被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滿足。
因此，「一帶一路」只要做到一件事，就能成功：就是對當地的長期融資能夠穩定、持續。
另一個疑慮就是，這些透過亞投行的投資，可能石沉大海，拿不回來。其實，基礎設施硬體的收益率，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們應該看綜合的收益率，也就是對於當地市場需求的提升。
當初「馬歇爾計畫」施行，美國從投資歐洲國家復建工程所得到的獲利，只是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馬歇爾計畫」造成歐洲國家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和依賴，才奠定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的基礎。因此，對於「一帶一路」的成功，也不應該用狹隘的回報率來定義。
回過頭來看，這整個計畫最致命的問題，將存在第一階段。如果一開始的基礎建設沒有做好，各國就會對這個計畫反彈。因此，成功關鍵就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透明、有公信力的制度。
策略》組織架構開放透明 淡化「中國成分」
Q6：中國該如何做，來化解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對亞投行的阻力？中國又該如何降低「一帶一路」造成「中國力量擴張」的疑慮？
答：最好的策略，當然是邀請他們加入亞投行，就像中國正在做的一樣。
另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必須在初期，就要維持透明、開放的組織架構，這就是中國需要這麼多國家加入的原因。
雖然中國在亞投行的出資比率很高，但是有了英國、德國、澳洲等國家，可以引入比較高的國際標準，監督這些融資和投資效率。
亞投行需要被認為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中國的組織。如果這點沒有建立起來，將可能遭遇很多困難。例如印尼在六○年代，就有過反華的風潮；像越南、印度等國，也對中國有複雜的恩怨。
「一帶一路」需要採取一種更開放的策略，淡化「中國成分」，要不然抗拒心只會更強。
劉利剛
現職：澳盛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經歷：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亞洲發展銀行學院資深研究員
學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