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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毛澤東是神、達賴扒人皮」曾參與文革,她到德國後醒悟寫下:一個紅衛兵的真實人生

陳柏樺

國際瞭望

攝影 陳弘岱

2019-11-06 17:42

出身中國北京的經濟顧問胡曉平,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曾加入紅衛兵、下鄉務農,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後,33歲的她毅然離鄉,到德國唸書、工作。她德籍夫婿的父親曾為納粹軍人,因此夫妻倆常討論文革、納粹,促成她決定以德文寫下自傳體小說,讓更多人了解歷史。


《Kinder des roten Kaisers: Rote Garden》去年發行,攻佔排行榜數週;中文版《紅色皇帝的孩子們》今年10月問世,胡曉平隨書訪台,以下是她接受本刊專訪的紀要: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今):《紅色皇帝的孩子們》未收錄自序或他序,似乎少了創作的背景概述,想先請您談談創作源起。

 

胡曉平答(以下簡稱胡):我常跟德籍的另一半討論文革,我談親身經歷,他談他父親作為納粹軍人的家族史。先生說他小時候常問父親為什麼參與戰爭,戰後出生的這一代德國人常提問、反省,但事實上,作為戰敗國,要上一輩去回顧歷史並非易事,提問未必都能得到答案。

 

六八學運時(編按:1960年代在西德的抗議活動),歐洲年輕人試圖尋求一條不同於現有民主制度的道路,由於來自中國的資訊不暢通,不少德國乃至歐洲的左派青年崇拜毛澤東、樂當「毛分子」,追隨毛澤東反集權的主張,要鬥倒教授與老師這種階級。

 

正因如此,德國人對毛澤東很感興趣,但德國討論文革的文獻很少。我畢竟親身經歷文革,能描述的事很多,先生鼓勵我寫出來讓更多人瞭解。

 

對我來說,寫出歷史也是一種責任,中國至今沒有徹底反省過文革,導致很多年輕人因為一知半解,反而認同那種「打倒專制、人人平等」的精神。可是,若知道文革對我輩來說如「惡夢初醒」,我敢說沒人想回到過去。

 

今:此書標示為「自傳性小說」,是希望讀者理解背景、情境、對話皆為真實嗎?能否談談往後延伸的年代,您離開中國的契機,以及回頭看中國的眼光?

 

胡:書中的故事、地點都是真的,寫到1977年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為止,那年鄧小平宣告不再搞運動,開始搞經濟、改革開放。

 

經歷10年改革開放,1989年又發生民運,那時我在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工作,生活在北京的人,從骨子裡就關心政治,下班後我們會去支持學生。六四當下,坦克、槍桿……確實讓人失望,國門才打開,又面臨全球制裁,很多人在這情境下離開中國。

 

那年我33歲,想到國門或許要再次緊閉,覺得很難受,所幸外國當時沒對中國學生關上門,我就想先留學。因為過去讀過一些德國文學,對德國印象好,就選擇了德國,先到歌德學院學語言,通過德語考試後入大學。

 

在中國時,都相信「毛澤東是神」,就算發生林彪事件(編按: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與毛澤東關係惡化後,1971年墜機)或出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編按: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於1971年3月為推翻毛澤東而作的起義計畫),都對毛有負面描述,但我仍未對毛澤東及這個制度產生質疑。

 

離開中國後,有了比較才發現中國的問題與制度有關,應該對政治體制作改革。像當年參與紅衛兵多麼「先進」,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大家都這麼想。出國後資訊來源多了,我讀歷史、看媒體,學著不輕信單一來源,尤其是一步步瞭解納粹與德國如今的制度,簡直大開眼界,再回頭看中國,眼光全變了。

 

像是列寧,我覺得他偉大,德國人說他是屠夫;還有個例子是達賴喇嘛,早年我很憎恨這人,中學時我們去參觀民族宮,那裡展覽著達賴的「惡行」,像是虐待農奴、扒人皮做的物品,看達賴是個多殘忍的人。

 

到德國後,大家都說達賴善良,我總跟他們爭辯,德國人質疑我「你怎能確認展館裡的東西是真實的呢?」後來,我去聽演講,親見達賴,感覺他是非常溫和、風趣的尊者,願意回答各種尖銳的提問,想起過去和德國人的爭辯,倍覺丟臉。

 

▲(圖片來源:攝影 陳弘岱)

 

今:若請您評論中國近30年的發展,您會定義這是怎麼樣的時代?

 

答:這30年是一度放寬又緊縮。文革後,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80年代的戲劇、書籍對文革批評的可多了,比我這書更尖銳。後來經濟成長、貧富差距擴大,失意的人覺得不平,有人要鬧事,各種社會問題就出現了,這樣的脈絡下,便有人懷念起強權的統治者,期待他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現狀。

 

你去中國問問,很多人不反對人臉識別,覺得個人資訊不重要,處處都是員警、監視器,其實很安全,反倒覺得德國、西方治安很壞,姦淫擄掠、難民湧入,一大堆犯罪問題。

 

中國人說「你不犯罪,那監視器跟你也沒關係。」對他們來說,人只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像北京要蓋新機場,5年就成了,類似的「奇蹟」一個接一個。在其他國家可不敢,該討加班費不會少,工會也不讓工人這麼幹活。換個角度看,中國離民主、法治還差遠了。

 

今:從香港反送中條例事件,能看到什麼啟示?

 

答:民主有可能走回頭路,像民粹興起、政治光譜上極右分子當選,到處都有民主反潮,香港像是喚起大家反思的警鐘。

 

有什麼樣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人民若渴望希特勒,就會選出希特勒;奧地利、義大利都曾一度選出新右派。在德國,至少納粹沒有回頭,國民從小參觀集中營,灌輸「民族主義的傷害難以挽回」的觀念,提高對民粹的敏感度,所以德國民眾很少提愛國,但行動上充分展現了熱愛之情。

 

有人拿香港的現況與文革類比,我必須說,差別很大。文革是有組織、上對下的指揮,紅衛兵是馬前卒;香港年輕人則是自發上街。

 

香港令大家揪心,大家不希望它失去現有地位,其實,持續延燒對中國也是重創。我看不清北京政府的態度,若要武力鎮壓,或許早就出手了,可見中央內部看法也很分歧。但無論如何,不能讓年輕人一直在街頭,應該找到讓港人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從各方面來說,香港對中國的幫助很大,尤其不該忘記台灣、香港昔日對中國的支持,經濟上,來自台、港的投資遠超過西方,我擔任投資顧問,所以看得很清楚。

 

兩岸三地的經濟緊密相連,就算政治體制不同,仍可各走各的路。當年鄧小平承諾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就該維持,對台灣,也應該保持現狀。至於中國,我想早晚會有改變,這還需要時間。

 

小檔案:胡曉平

出生:1957年,中國北京

最高學歷:德國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aet Oldenburg企業管理學碩士

主要經歷:德國C/C/M Consulting Group 諮詢公司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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