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長期間存在稅基太窄、有錢人避稅管道太多、政府又拿不出課徵環境汙染稅的魄力。這些問題不解決，薪水階級負擔難有減輕的一日，國家財政也會愈來愈困窘。
陳小姐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也是每天努力工作的上班族。每天下了班就急忙去接小孩、回家煮晚餐的她，總是盡力扮演好自己的雙重角色。但眼前最讓她煩惱的，不是經濟不景氣，而是每年都須繳交給國家的稅款，「每年約百分之十的所得，都讓政府拿走了。」很會精打細算的陳小姐期盼地說：「政府不是說要鼓勵生育嗎？養小孩的支出到底可不可以抵稅？」
這也是許多台灣人共同的心聲。在經濟不景氣時，薪資成長有限，貧富差距愈加惡化。但弔詭的是，原本負有縮減貧富差距任務的賦稅制度，在過去幾年內不但未曾發揮功能，反而與原本「劫富濟貧」的目標越離越遠，使得薪水族的負擔相對變得沉重。
根據統計，過去十年來，我國的個人綜合所得稅總稅收，從一九九九年的兩千四百億元增加到去年的三千九百億元，增加超過六成；進一步與每年的總稅收做比較，九九年時，個人綜合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率為一八．三二％，但到了去年，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二二．七八％，在十年內成長了四個百分點，與大部分國家個人所得稅占整體稅收比重逐年減少的趨勢背道而馳。
所得稅負擔七成由薪水族所承受
這些稅收的來源也同樣值得關注。在個人綜合所得稅的來源裡，最主要的來源首屬薪資所得，所占比重一直高於七○％，二○○四年甚至還高達七五．八三％，○六年也還有七三％左右的水準。換句話說，這十年來逐漸增加的所得稅負擔，至少有七成以上，是由薪水族所承受。相形之下，富裕階級的財富來源主要是財產所得(如租金與股利收入)、財產交易所得(如房地產、股票與外幣買賣)，甚至是藝術品交易，這些讓富人更富的手段，卻很難課到稅。
一位年薪高達千萬元的醫藥界專業經理人指出，他的個人所得稅率高達四○％。他抱怨，他絕大部分收入主要來自薪資，每年該繳的稅一毛也逃不掉。他說，扣完四○％的稅後，他的收入水準頂多只能算是「中產階級」，與富翁無法相提並論。他強調，富翁避稅管道多，薪資所得僅是收入的一小部分。「我的稅負極可能比許多富翁要重很多！」他肯定地說。
為什麼賦稅問題越來越引發社會關注？國內財稅權威、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曾巨威認為，因為早期台灣經濟蓬勃發展，「人人有飯吃」，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比較少被注意；但近年來的經濟成長腳步開始放緩後，社會大眾才開始關心到所得分配的問題。「最近十年的經濟成長率，多少還有三％到四％，可是一般人的薪水有沒有成長那麼多？」他解釋，如果短期內不能把經濟發展的餅給做大，就得重新審視現今分配經濟大餅的方法是否恰當，「但老實說，我不認為現在分餅的方法是好的，可能還更糟。」曾巨威感嘆的是，賦稅問題牽涉到利益分配，很需要領導人拿出很大的誠意與魄力去推動；「剛好我們的政治人物最欠缺的就是這兩種特質！」
有錢人避稅管道多，深化貧富不均
除了稅基太過薄弱，使得薪水族成為政府眼中的肥羊外，有錢人避稅管道太多，也深化了台灣貧富不均的問題。
一位會計界人士透露，對真正的有錢人來說，最好的理財工具首選房地產，「保值還在其次，重點是避稅。」他解釋，由於政府對房地產交易還是以土地與房屋的公告現值而非實際交易價格課稅，只要把現金改為用不動產的方式持有，立刻就免除了一大筆的稅負。
「而且我們現在對資本利得也不課稅，那些大戶大可以在股票市場大賺一筆之後回頭來買房地產。」他進一步觀察，土地交易還有公告現值的基準可以課稅，「可是現在有錢人更聰明了，開始收藏古董或藝術品，還跑到海外去標購；這種幾乎課不到稅！」
正因為如此，這位會計界人士指出，房地產跟藝術收藏的行情不斷被炒高，建商也樂得不斷推出專為高資產人士打造的頂級豪宅，「可是一般人根本參與不了這種遊戲，課不了稅的結果，就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可怕的是，稅收不均造成的問題，影響的不只是貧富差距。「二○○一年企業管理大師麥可波特來台灣演講，就曾當著企業家的面直說，台灣的稅收太少，長久下去會影響國家競爭力。」
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分析，台灣的國民租稅負擔率（總稅收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不到一五％，但先進國家至少有二五％以上的水準，「結果就是國家需要用錢的時候，只能編特別預算來應付，最後還是得舉債！」
林向愷擔心，台灣的稅收過低，將會影響國家競爭力。（攝影／陳俊銘）
開發新稅基才能降低薪水族負擔
這種現象不是沒有人注意。○四年時，在朝野幾乎毫無異議的環境下，最低稅負制在立法院通過，以往不斷被詬病的資本利得、海外所得也終於有了課稅基礎。當初力推最低稅負制的曾巨威表示，「就算不能全部改變，至少可以讓那些有錢人多少繳一點稅。」
林向愷卻認為，最低稅負制其實還有很多改善空間，「像資本利得只對企業而非個人課徵、上市櫃公司的資本利得也不算在內。」
從今年下半年開始，許多新形態的稅制也逐漸在台灣出現，如包含能源稅及碳稅的環境稅。「這是相當進步的稅制，」林向愷解釋，環境稅的課稅對象是環境的汙染物（bads），「以前是你賺了錢我要課稅，大家會覺得不公平；現在是你造成汙染了我才課稅，大家比較能接受。」
尤其環境稅開徵後，包括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及個人綜所稅稅率都能隨之調降，一般人的租稅負擔可能反而減輕。而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加快，曾巨威認為，傳統的租稅觀念也得做適當修正。今年年初把遺贈稅最高稅率從四○％一口氣調降到一○％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年年中，一位台商問我，遺贈稅調降了，我可不可以把錢匯回台灣？」站在業者的立場，勤業眾信會計事務所總裁黃樹傑很肯定這項政策，「我告訴他，與其花差不多的成本找人幫你處理，還要擔心錢會不會不見，乾脆就帶回台灣，老老實實繳一○％的稅，繳完以後一點問題都沒有。」他認為，只要資金能夠流回台灣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自然對整體經濟有所助益。
要解決貧富不均，租稅制度絕非惟一解答，問題是，若連這一道關卡也守不住，等到哪天無法挽救，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讓人欣慰的是，這段時間內政府終於往租稅公平的方向多走了幾步，但如果步伐不能更快更大，恐怕貧富不均的問題將會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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