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是為了追求平安、幸福，生命最重要的是過得精采！」年逾半百、有荒野探險家之稱的徐仁修，神采奕奕地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最佳註腳。
職業生涯的初始，屏東農專畢業的徐仁修，進入省農林廳當一名平凡的公務員，但是步調緩慢的公職生活，顯然無法滿足他與生俱來旺盛的生命力。外派到尼加拉瓜後，徐仁修置身在熱帶雨林的生猛競爭場域，血脈與最原始的大自然律動逐漸一致，回國後，再也耐不住單調的辦公室生活，當時他沒有太多的遲疑，毅然辭去工作，開始充滿挑戰的人生。
置身尼加拉瓜原始叢林 一頭栽進自然保育工作
徐仁修對大自然的傾心，在他早慧的童年就已獲得啟蒙，尤其是對自然影像記錄的狂熱，他回憶著，「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看的自然影像紀錄片《沙漠奇觀》，老鷹與蛇為了生存的爭鬥令人印象深刻，我看完後就知道，我以後一定要拍出這樣的東西。」當時他才十一、二歲，在素樸的新竹芎林鄉下長大，自然界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徐仁修的生命底層，而且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體會到透過影像的力量，能夠傳達出不可估計的震撼。
入社會後，徐仁修攢錢買下一台十六釐米攝影機，當時一捲三分鐘長的片子，從拍到沖好要花兩千兩百元，那時他在農林廳的月薪水不過區區兩千元，老實說，徐仁修幾乎沒有餘錢可以拍出具體的作品。即使如此，他還是很堅持地帶著這台攝影機南征北討，直到有一年他剛好去美國，懷著朝聖的心情到《國家地理雜誌》的總部參觀，在他們的放映廳裡，足足把當時播放的影片《自然奇觀》看了三遍。
第三遍結束時，一直在現場觀察觀眾反應的導演主動過來跟徐仁修聊天，知道徐仁修想拍紀錄片的想法後，這位已經七十多歲的導演反而勸徐打消念頭，從銀行總裁退下來後才開始拍紀錄片的老先生勸說，拍自然生態紀錄片耗時費力，若是沒有好的環境，很難憑一己的力量完成。
老先生的一番話點醒了徐仁修，回台灣後他賣了攝影機，為了生計，曾當過建築工人，也當過誠洲電子董事長廖繼誠的特助，但無法忍受赤裸裸的「人肉市場」生涯，最後還是走回自然生態的寫作與攝影這條路上。
會動筆寫作，是因為徐仁修熱切地想和人分享。十九歲時，他讀了梭羅的《湖濱散記》，就如同一段《湖濱散記》的簡介中所描述「梭羅的原始與前衛，在在活化人們腦內顛覆性的種子；梭羅的質樸與憤怒，在在牽動人們心底革命性的情緒。」在梭羅的挑動之下，七四年徐仁修就出版了第一本書《月落蠻荒》。
之後的十年間，他的探險足跡踏遍亞洲的熱帶叢林，包括菲律賓、印尼西爪哇、東馬來西亞沙巴洲、泰北、寮國、緬甸、婆羅洲雨林等，台灣的荒野山谷、動物生態，他更不曾放過。至今，徐仁修的著作含攝影與文字作品集共計二十餘冊。甚至，為了更貼近大自然，他還開始進行自然音樂的專輯製作，不只是影像、文字，他還採集聲音，幾近全方位地記錄，不難看出他圓夢的執著。
攝影寫作、採集聲音全方位記錄大自然
愈貼近大自然，徐仁修愈深切感受到地球的哀鳴，愈難無視於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長年從事自然生態記錄工作，打從骨子裡滿盈的熱情，讓徐仁修無法自外於環保運動。雖然，他曾經歷過台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時代，但是，徐仁修語重心長地說，「要改變台灣的環境生態，光是靠運動的方式是不夠的。」他觀察了超過十五年的台灣環保運動發展後，以這句話做了準確的見證。
有感於此，徐仁修創辦荒野保護協會時，成立宗旨及定位首先和其他環保團體做了明確區隔，他希望做的是向下扎根的教育工作，減少犀利的運動色彩，不讓官方產生敵意，卻也不接受政府補助，這樣的態度吸引了更多有心投入台灣環保工作的人。
不過徐仁修並沒有自環保運動脫軌，不只是政策法案的推動，在全台灣超過十個縣市設有分會的荒野保護協會，便成為各地環境保育生態的監測組織，也利用在地的力量，針對特定議題與其他環保團體策略合作，如稍早前的「棲蘭檜木國家公園」催生運動，荒野保護協會就提供相當多的人力與資源。
相較於其他民間團體（宗教團體除外），九五年創立至今，訴求柔性目標的荒野保護協會從未辦過大型募款活動，靠著會費、小額捐款、書籍與卡片義賣，與舉辦各種研習活動等收入，得以支撐每年兩千萬元的運作經費，誠屬不易。除了一般的自然保育相關研習課程，荒野保護協會從近兩年開始開始舉辦國外生態深度旅遊團，深入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熱帶地區的國家公園，徐仁修通常都會親自帶隊，據曾經參加過的會員表示，整個團內因為同質性高，彼此想法接近，十天的行程結束後彷彿經歷一場心靈的洗滌。
在這價值觀混淆的世代裡，融入於大自然，已經成為宗教之外，另一種心靈救贖的途徑，荒野保護協會適時地提供了這種可能性，透過再教育的過程，荒野保護協會能夠帶動的龐大組織力量，無形中為台灣的生態保育累積了雄厚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