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長大的男孩》拿下諾貝爾文學獎 P.120

一名二十歲不到的德國新兵，駐防在北京西門廣場(音譯)。他正以端正的字跡寫著情書給還未同房的未婚妻，想像著她的處女胴體，一邊看著、聽著營房外的「戰況」。德國、英國的士兵以打中活靶頭部的中彈數，較量戰力，體態矮小的日本步兵營，則在以砍頭的快與狠，作為晉級的評比。他不知道，如何形容這榮耀的戰績，更不知道該如何向家鄉的愛人及朋友們敘述紫禁城的華美，在他們童年聽說過的，傳奇中的東方都城。 (以上為情節轉述，非原文的翻譯) 這一段已經快被世人淡忘的歷史情境，事實上，也是在台灣的我們希望努力忘掉的記憶，正是均特．葛拉司( Guenther Grass )，剛獲選為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在他今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新書《我的這個世紀》開場的第一章。 一百個不同的命運回顧這個世紀 這本書從一九○○年的八國聯軍為始，揭開了整個世紀先進國家無節制的恣行暴力，乃至於無可避免的大戰；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歐元的發行背景為止。歐元也正是他目前在德國極力抨擊的財經決策，他認為歐元的來臨，預示了西歐戰後福利經濟的崩潰，新自由經濟下放縱貪婪，將再度吞食社會的良知。 《我的這個世紀》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以一百個模擬的德國小人物自述、經歷的一百個歷史事件、一百個不同的命運，來表現這位思想家對過去這整個世紀的「德國最高良知的反省」(瑞典皇家學院對他的贊詞)。雖然這是一百個短篇小說集，但是篇篇都立意詼奇，時空遼闊而引人深思。這本新書的出版方式也充分表現了這位作家多樣性的創作能力，同時以四種方式發行：一般印刷的小說形態、同主題的水彩插畫及吟唱詩集、集合了二○個場次的朗誦、吟唱及社會評論 錄製成的光碟，以及作者本人一連串繪畫及裝置等視覺藝術創作展。 這位德國作家的當選，在時間上，正好是在瑞典皇家學院評審會，在歐洲各大媒體不斷質疑一九九八年文學獎公正性之後，均特．葛拉司的當選，成了擺脫政治勢力干預之嫌的一個「完全乾淨」的表決。 斯德哥爾摩公關公司 Jerry Bergmann 的負責人，在經由司法調查單位徵詢後，今年四月被迫對瑞典的新聞界表白說，他在九七年就與葡萄牙的外貿局簽約，以巨額的廣告費安排九八年的文學獎獲獎人 Saramago 及他的作品在瑞典各大媒體曝光，邀集各大名流舉辦豪華奢侈的「 obby Talk 」。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廣告媒體化的醜聞，已經使評審會祕書長在今年初辭職。在多方因素的考量下，均特．葛拉司成為了瑞典皇家學院九九年最佳文學獎得主的不二人選。 他已不需要諾貝爾獎來拉抬身價 理由一是，這個決定完全避開政治干預及利益輸送之嫌，十年來一直堅持反德國統一立場，被政治主流派及各大媒體視為左派復辟分子的葛拉司，德國官方絕不可能為他出面出錢造勢；二是，葛拉司已經在北歐、乃至全世界都非常具有知名度，以他的作品分量而言，以六○、七○年代他的《但澤三部曲》在歐洲的風靡程度(一九五九《錫鼓》台譯：《拒絕長大的男孩》、一九六一《貓與鼠》、一九六三《狗之年》)，其中《貓與鼠》的成熟技巧，已經在一九七二的諾貝爾文 學獎評選會上，與該年當選的德國文學家海力希‧包爾的作品難分軒輊，引起兩派評審委員的激辯。至於在媒體亮度上，一九七九年由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錫鼓》，得到了奧斯卡最佳外片，使均特．葛拉司這個名號傳遍了世界文壇，包括東德政府都對他的作品解禁，所以他早已是不需要諾貝爾文學獎來拉抬身價的重量級作家。 《我的這個世紀》及系列作品在今年夏季堂皇出版，以八種語言翻譯同時推出，普遍獲得歐美文壇的重視(但在德國甚少好評)，將他的個人事業再度推向顛峰。葛拉司平時忙於各類相關的朗讀、討論、廣播劇、視覺藝術展示，以及科索夫的和平運動等， 雖然他完全沒有時間到瑞典拜碼頭、辦 Lobby Talk，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根據評審會表示，在「毫無阻礙」、沒有經過激烈爭辯下，就將今年這個大獎頒給了他。以評審會的觀點，一九五九年完成的《錫鼓》是他創作至今的最佳作品，已經確定了葛拉司在文學上的獨特成就，再加上他二十五年來的持續努力，直到今年的新作，更使瑞典皇家學院肯定他創作的完整性。 台灣的讀者在八○年代就接觸到了《錫鼓》，葛拉司以他在東普魯士但澤(戰後被劃入波蘭)二○年代成長的環境背景至二次大戰的德國，將個人的經歷，轉化成書中一個敲小鼓的男孩，以「無所不在」的性想像加上了代表極端反現實、超自然能力的尖叫，塑造了這個「以尖銳眼光透視德國社會內在罪惡」、拒絕長大的男孩。這個充滿了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男孩，實際上，也就是葛拉司對成長經驗的再深入及抽象化。 他與那個時代的一般德國兒童一樣，六歲被送入納粹兒童班、十四歲(一九四四年)就榮耀地加入希特勒少年團，後來在美軍俘虜營待了三年，十八歲時重獲自由。但是故鄉不只被毀於戰火，而且永不得歸了。戰敗與流離的深刻苦痛經驗，使他立志作一名「永遠清醒」的藝術家，當時他靠作些臨時苦力維持生計，一面在柏林藝術學院學視覺創作，也參與了各類文藝創作活動，爾後又在巴黎工作了五年。直至一九五六年，在科隆廣播電台的現代詩寫作朗誦賽中，獲得了首獎，他開始在文字創作中發現了最大的表達空間，爾後他確立以文學為個人創作的最高表現形態，是他在繪畫、雕塑、舞台劇、現代舞、電影……等創作形態的「第一動機」。 在葛拉司今年推出的大作《我的這個世紀》中，他擴大個人的經驗範圍，把整個歷史涵蓋的時間、空間延伸擴大，他這樣的自我解讀：「對我而言，這是我整個人的平衡，我生於一九二七年，歷經這個充斥狂暴、混亂，快速而逝的世紀。這整個小說的形態，就是設法找到一種敘述的位置，在一年一年的變換及一位一位敘述者的替換中，由南到北的每個德語區、每個年齡、性別。是大多數的『人』活過歷史，而不是那些虛假的大人物。這些角色也不是在反映我的觀點，而其中 更多的是與我的觀念及經驗完全不同的。這一個爭辯不休的世紀……。」為了能夠超越個人的經驗與其他的不同人物內在經歷結合，在過去六年多的準備工作中，葛拉司與十多位年輕的歷史學家合作，在成為每個短篇故事之前，每一個年代的人物及歷史事件，都經由大量資料的剪輯、篩選，才塑造出一個個主題及角色。連書中一九二七年一段描述葛拉司母親懷孕生他前後的情節，都詳細地在原醫院中找出病例資料、考察出當時的農村婦女產後的療養、飲食等等細節。另外在書中還包含大戰中猶太受難者角色的經歷，在一九四五年後，還把歷史的空間擴大到韓戰、越戰、福克蘭戰爭一直到波士尼亞。至於所有在這本書中的真實人物資料，也都在葛拉司主持的歷史多媒體展示活動中完整地呈現出來。 他反對兩德統一、自由經濟、網際網路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日前傳來，十二月六日將由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親自頒贈獎牌及高達一百八十萬馬克獎金給他，對他並沒有帶來太多的驚喜，正如德國《明鏡》周刊的評論，這個獎對葛拉司而言，已經遲到了二十五年，只是為這位名滿天下的大作家增添了點新聞話題而已。而這時葛拉司本人則正在撰稿，準備東柏林的個人吟唱會、十月六日紀念東德冥誕五十周年的活動、同時公開大批特批德國的中間路線，尤其是針對最近發生的社民黨高層內鬥互揭瘡疤的醜聞開砲。葛拉司除了堅持對兩德統一的反對立場外，他最近還對歐洲的新自由經濟派當家力陳其害，認為放任生產工具及資本運作的任意膨脹，最後將超越人的控制。先進的國家看來財富累積快速，但是失業也將更多，甚至連像德國這樣富裕的國家，大多數家庭都將扶養不起孩子。 葛拉司關切的領域還不止於此，他還一反潮流的反對網際網路的發展，他指出這是「假傳播」( Pseudo Kommunikation )，只使社會充斥了平庸與短視的訊息，人的才智與情感會在其中被抹殺掉。他的文學必須繼續面對這個巨大畸形體(Monstrum )堅持顛覆( subversive )到底( Monstrum、巨大畸形體這個概念被葛拉司經常使用，尤其是指謀畫統一的西德政商集團)。 另外一個有趣的大眾媒體現象是，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希望本國的文學家得到諾貝爾獎，似乎就像在國際上，顯耀了本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是德國的文學家得了獎，在國內卻似乎聽不到什麼掌聲，甚至是噓聲連連。德國的幾個大報：《法蘭克福大眾報》、《南德日報》、《世界日報》、《每日鏡報》對葛拉司獲得諾貝爾獎都不抱好評。 德國大報對葛拉司得諾貝爾獎不抱好評 幾個著名的文藝版主編還立刻動筆譏嘲一番。《世界日報》表示：「諾貝爾文學獎顯然又給錯了人，不過可以接受的只有一點：頒給的是個德國作家。」《法蘭克福大眾報》則代表了西德富裕商界的觀點，在頭條標題上這麼寫：「葛拉司的聲音更大了，德東地區加養老金的要求更沒完沒了。」《南德日報》也毫不掩飾地表示：「我們得小心地為他祝賀，否則葛拉司會誤解諾貝爾文學獎，以為這又是賦予了更崇高的任務，鼓舞他積極建立起政治的監視高塔！」對於這些批評，葛拉司則反譏表示，這些德國大報社的文化版主筆是一群戰後出生的「文藝雅痞」，他們既沒有戰爭受害的深刻經驗，也沒有讀書鑽研哲理的功力。為了喚醒德國目前沉淪不起的靈魂，他預報了下一部文學巨作的計畫，將繼一九五九年深刻探討德國人二次大戰的內在精神罪惡的名作《錫鼓》之後，以類似的小說形態，剖析德國統一前後的歷史與人性的問題。這還不說，他另外還批評了西德文學的必然沒落，點名介紹五位德東區的年輕作家，在下個世紀經歷了德國統一悲劇的這些作家，將引導德國的靈魂。他預言，正如他的《錫鼓》在戰後十五年後完成，德國的文學也將在二○○五年再度復活。 另外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也能說明為何德國新聞媒體對於諾貝爾文學獎不感到興奮，還帶了點恐懼。德語系文學的作家從一九○二年至今，共得到了十一次諾貝爾文獎，曾保有德國國籍的有五位，其中包括了全球知名度很高的湯馬士曼、賀曼赫塞，幾乎所有得獎的德國作家都激烈地批評德國的社會，尤其是反對當時的政治主流派，甚至不得留在德國。湯馬士曼被迫流亡，賀曼赫塞唾棄德國移居瑞士，一九六六年得獎的 Sachs 後來也移居瑞典。 剛得了獎的葛拉司，縱使目前還保留德國籍，諾貝爾獎必將使他的「監視高塔」建得更高、眼光更為銳利。這些德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偉大成就，往往是相對於實存德國的「沉淪不起」。所以雙重道德的德國文化界寧願為「日本唯一良知」的大江健三郎造勢，邀請他在柏林文化周發表演說，傾聽他對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這批「唯美的日本祖國」傳統作家的批評，談「世界的日本」，但是在官方媒體上卻將葛拉司除名。 雖然大江氏在日本國內受到保守派的惡意抨擊，甚於德國之於葛拉司。相信至今許多中國人還在質問，為什麼十一億人口使用的偉大中文，至今沒有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文學家。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值得我們反問的是，中文世界留有多大的良知空間，能接受偉大文學的審問，諾貝爾文學獎不是表彰士氣昂揚的民族主義的工具。至於那種始終緊抓著國家暴力與東方專制，作為達到一切目的手段的政權，倒是可以放棄強取諾貝爾文學獎來增添榮耀的念頭。 從葛拉司的故事來看，未來如果有一位「真的」中文諾貝爾獎得主誕生，不是像九八年葡萄牙得主用買的，也非靠政治施壓，那很可能會是大多數中文讀者都不願為之喝采的、也可能會噓聲不斷──一位使我們面對難以承受自我良知審判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