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香港電影，一直愛用日本演員，如《雷霆戰警》中的藤原紀香以及《阿虎》中的常盤貴子，而後來者有內山理名(新片與鄭伊健及謝霆鋒合作)及瀨戶朝香(新片與黎明合作)，可見此舉已非個案別例。
如果我們不把這次的日本明星「入侵」風潮，單純看成為影視界的孤立現象，那麼或許我們可從輸入日本文化的歷史上，看出一些通變的轉化歷程。
在九○年代的時空中，無論港、台兩地的輸入日本文化模式，都是以模仿複製作主導方向。演藝公司的典型策略，是製作香港版或台灣版的日本化明星(主要以歌星為主)， 於是一群所謂的小室弟子(如 Grace Yip 和 Ring )，正是在日本勢力亞洲化下的特定時空產物。
這種策略其實有一定的商業考慮， 正如 Leo Ching 在〈太陽帝國中的想像──日本大眾文化在亞洲〉一文中指出，這類製造偶像歌手的演藝公司，一般來說都屬中、小型規模，不可能承受太大的風險，於是模仿及借用日本已有及成功的文化形象，是一風險較低的開發市場策略。
但回到香港電影的脈絡，我們看到的例子為日本明星努力去融入香港電影模式中，而非調整香港電影的製作模式去適應這批「外勞」，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木村拓哉不斷對日本傳媒抱怨吃不消王家衛的導演手法。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在過去長期的日子裡，香港電影無疑較日本片有更大的市場叫座力，在成敗論英雄的資本主義邏輯中，日本明星的「空降」香港其實是弱勢投靠強勢的一種轉向。
事實上，部分日本明星也不避嫌地道出和香港導演合作的商業計算，如藤原紀香之憑唐季禮以求進軍好萊塢，而木村拓哉也須靠王家衛之力去爭取影展中稱帝的機會，成為一個雙贏的局面。
不過若從較廣闊的文化分析層面著眼，由「倒模複製」到「隱身融合」(大家可有留意常盤貴子的粵語已經愈來愈像樣了)，其實已不能用傳統國族定位的文化入侵看待來定性。雖然現今的文化傳遞過程仍有強弱的流向之分，只不過背後依據的已非描象的文化國族身分，而是有形具體的無疆界經濟支配邏輯。換句話說，由於國際間的經濟整合及互賴傾向日益激化，所以憑地理國際區分的文化主導模式論述已經不合時宜。
正因如此，所以下一波的亞洲明星風潮，看來應是來自南韓的金喜善、韓石圭、崔民植等明星。和意識形態無關，大家準備迎接韓文的另一波風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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