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曾經有一位日本顧問出了一個問題，他問我，「在日常食、衣、住、行等用品中，哪個東西每單位重量的價值最高？」我想了好久，也猜了幾個答案，但都沒答對。最後，這位日本顧問說，他把很多東西每一公克所值的金額都計算出來，比較的結果是，每單位重量價值最高的是「領帶或絲巾」。
工業用品中，可能 IC 的價值是差不多，一片八吋晶圓的賣價以一二○○美元計算，一片八吋晶圓大約重五十克，因此一克的晶圓大概也可以賣到三十美元，算是在同一個數量級的，可惜的是 IC 價格每年都下降，領帶、絲巾這類產品卻不太降價。
IC 設計也是廣義設計概念中的一種， 與汽車設計、領帶設計，甚至蘋果電腦所推出的 iMac 等工業設計沒有兩樣，都是在設計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讓產品更具附加價值，而且產品的價值會因為特殊設計的加入而大幅提升。因此基本上我覺得 IC 設計公司與其他歐美的時尚、流行界所創造的價值，在概念上是很像的。
最近，我們與歐洲公司有些接觸。我發現，在尖端的無線通訊產業中，有一些很不錯的歐洲公司，公司非常小，員工只有七、八個人，但是員工都住在不同國家，彼此間透過網路連繫溝通，公司還是運作得相當好。為什麼同一個公司的人，卻要住在不同的國家？他們的回答是，「因為每個人都想選擇自己想過的環境及生活方式」。
歐洲人重視生活與價值，在這一點充分展現，也就是因為重視生活品質，因此歐洲人凡事只想用最少的時間做最有價值的事，這種想法逼著他們朝「每單位重量的價值」更高的產品發展，不僅是服裝、香水、汽車等的設計，在 IC 設計上，也有 ARM 這種公司設計出 ARM CPU 做為 IP 核心。
歐洲人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只要在設計上好好發揮，其實不必搞什麼大工廠，一樣可以創造很大的價值，這是一種生活方式( Life Style )的選擇，歐洲人選擇他們想過的生活。絲巾、領帶、汽車等產品的設計，除了功能、品質外，更重視外型及人性，在層次上是比 IC 設計高一點，台灣不少 IC 設計公司的獲利比營業額大好幾倍的製造廠型系統公司還多，在舉目四望盡是百億大投資的環境中，IC 設計業似乎是更值得台灣努力發展的新目標及新價值。
歐洲人對價值的追求，有一個例子讓我印象深刻。BMW 汽車的設計總部在慕尼黑，有一次他們用黏土把一個新的汽車模型做出來，但是慕尼黑的冬天一直下雪，而這種測試必須要在陽光充足的地方才能看得仔細， 於是 BMW 的設計人員便把這個黏土模型用飛機載到法國南部的坎城，放在地中海旁邊仔細觀看測試，這種對品質要求絕對不打折的作法， 使身為 BMW 客戶的人，對其設計要求更加放心。
BMW 的廣告訴求都是強調汽車的功能及操控性， 終極目標更是追求成為「Driving Machine 」， 開起來處處體會得到設計者的匠心及細心。 有一次 BMW還登了一個廣告， 強調 BMW 的人事主管是工程師出身，這個廣告很強烈地打動我， 因為這是 BMW 為什麼重視分析、合理性的原因，可能也是這種重視工程的觀念及作法，讓我這個工程師出身的人特別能夠對 BMW 文化有所認同。
在無線手機的許多技術上，英國、法國及德國是歐洲的重鎮，也是人才的大本營。 過去幾年成長最快的半導體企業義法半導體( STM )，有相當高營收比率來自無線通訊，並且有八分之一的營業額是諾基亞所貢獻，投入無線通訊的時間也相當長，義法半導體就是義大利與法國合資的公司。
IC 設計也是廣義設計概念中的一種， 與汽車設計、領帶設計，甚至蘋果電腦所推出的 iMac 等工業設計沒有兩樣，都是在設計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讓產品更具附加價值，而且產品的價值會因為特殊設計的加入而大幅提升。因此基本上我覺得 IC 設計公司與其他歐美的時尚、流行界所創造的價值，在概念上是很像的。
最近，我們與歐洲公司有些接觸。我發現，在尖端的無線通訊產業中，有一些很不錯的歐洲公司，公司非常小，員工只有七、八個人，但是員工都住在不同國家，彼此間透過網路連繫溝通，公司還是運作得相當好。為什麼同一個公司的人，卻要住在不同的國家？他們的回答是，「因為每個人都想選擇自己想過的環境及生活方式」。
歐洲人重視生活與價值，在這一點充分展現，也就是因為重視生活品質，因此歐洲人凡事只想用最少的時間做最有價值的事，這種想法逼著他們朝「每單位重量的價值」更高的產品發展，不僅是服裝、香水、汽車等的設計，在 IC 設計上，也有 ARM 這種公司設計出 ARM CPU 做為 IP 核心。
歐洲人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只要在設計上好好發揮，其實不必搞什麼大工廠，一樣可以創造很大的價值，這是一種生活方式( Life Style )的選擇，歐洲人選擇他們想過的生活。絲巾、領帶、汽車等產品的設計，除了功能、品質外，更重視外型及人性，在層次上是比 IC 設計高一點，台灣不少 IC 設計公司的獲利比營業額大好幾倍的製造廠型系統公司還多，在舉目四望盡是百億大投資的環境中，IC 設計業似乎是更值得台灣努力發展的新目標及新價值。
歐洲人對價值的追求，有一個例子讓我印象深刻。BMW 汽車的設計總部在慕尼黑，有一次他們用黏土把一個新的汽車模型做出來，但是慕尼黑的冬天一直下雪，而這種測試必須要在陽光充足的地方才能看得仔細， 於是 BMW 的設計人員便把這個黏土模型用飛機載到法國南部的坎城，放在地中海旁邊仔細觀看測試，這種對品質要求絕對不打折的作法， 使身為 BMW 客戶的人，對其設計要求更加放心。
BMW 的廣告訴求都是強調汽車的功能及操控性， 終極目標更是追求成為「Driving Machine 」， 開起來處處體會得到設計者的匠心及細心。 有一次 BMW還登了一個廣告， 強調 BMW 的人事主管是工程師出身，這個廣告很強烈地打動我， 因為這是 BMW 為什麼重視分析、合理性的原因，可能也是這種重視工程的觀念及作法，讓我這個工程師出身的人特別能夠對 BMW 文化有所認同。
在無線手機的許多技術上，英國、法國及德國是歐洲的重鎮，也是人才的大本營。 過去幾年成長最快的半導體企業義法半導體( STM )，有相當高營收比率來自無線通訊，並且有八分之一的營業額是諾基亞所貢獻，投入無線通訊的時間也相當長，義法半導體就是義大利與法國合資的公司。
相對於最近美日半導體公司受個人電腦及網路產業的影響而成長受限，義法半導體算是較穩健成長的公司，可能與其歐洲式的價值經營觀有些關聯。事實上，義法半導體的確很注重分散市場及系統單晶片( SOC )技術。
在未來最具成長潛力的無線通訊產業，歐洲比其他地區發展得更好。幾年前荷商飛利浦購併美商 VLSI， 這家以發展手機晶片為主的美商公司，研發重鎮其實設於歐洲的法國， 美商德州儀器( TI )目前當紅的 DSP 產品，主力設計團隊也在法國，至於北歐芬蘭有諾基亞、瑞典有易利信，西門子在德國慕尼黑大本營，也有非常傑出的無線通訊人才。歐洲國家注重品質及附加價值的作法，讓他們在無線通訊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回到台灣的話題，最近聯電宣布配股一、五元股票股利，比市場預期水準低很多，又因為和台積電主管有不少的辯論，因此引起許多人的注義。雙方的爭執點有很多，一來一往非常熱鬧，在此我不打算做任何評論，不過，我倒是想針對聯電此次採取低配股的政策，提出一些看法與各位讀者討論。
我認為，聯電董事會這次選擇低股利政策，是善盡對股東責任的作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半導體景氣大好，因此聯電去年獲利很好，但是，今年景氣已明顯轉差，獲利很可能會下滑，如果還是採取高配股的作法，會產生許多不良的後果。
每年結算盈餘，然後隔一年把獲利配發給股東，這種作法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已經運作多年，但是，這種承襲自日本的盈餘分配模式，在台灣愈來愈進化的環境中，卻已到了要檢討改進的時候。如果把台灣的盈餘配股模式與美國的股票分割( split )制度做一個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異。
美國公司的股票分割，是專業經理人考量未來盈餘成長性還會很高，而且當股價又漲得太貴，投資人購買股票的單位成本大幅提高，因此，通常都是採取一股分割成兩股或三股的方式，使股數增為兩倍或三倍，讓投資人在購買每一股的金額能夠降低。
不過，美國公司要分割股票，最重要的前提還是盈餘要保持成長，如果預料未來獲利會衰退，即使去年賺很多錢，專業經理人也不敢貿然宣布分割計畫。
而且，這種制度的運作非常嚴謹，不論是主管機關、企業的董事會或是投資大眾，都對專業經理人產生很大的約束力量，如果專業經理人對未來盈餘預測有太多不實或是違背良心的行為時，不僅主管機關會有處置，企業內的董事會甚至還會請專業經理人走路。
反觀台灣的配股模式，不像美國分割成兩股或三股，反而是賺多少錢就配多少錢，配發○．一元或○．二元股利的情況也很常見，這種配股的邏輯是賺多少就配多少，很少參酌景氣的變化，也因此很多公司股本大幅膨脹，達到很難控制的局面。
盈餘一定要分配的觀念，其實是源自傳統產業。過去傳統產業透過資產重估，資產的價值增加，就配發股利給股東，其實，即使資產增加了，若公司的盈餘沒有提升，依然不應該配股給股東，甚至還有拿資本公積出來配的，資本公積是股東現金增資的錢，可是公司卻把股東的錢又拿出來配給股東，股東給公司錢，公司卻給股東一堆股票，這與配發股利的原義差很遠，如果經理人又沒有為公司創造出盈餘，這種作法和一些公司亂花股東的錢有什麼兩樣？
對於投資人來說，參與除權當然一定是希望能夠填權，但是，「除權一定代表填權」的預期，卻是一個迷思，尤其是公司的獲利沒有繼續成長時，不僅不會填權，甚至還有可能貼權。聯電勇於把配股的幅度降低，雖然引起外界很多不同的反應，但對於股東善盡專業經理人責任的表現，卻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其實，投資人根本不需要在義公司配發多少股利，因為這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個改變，所有人都知道，除權當天股價一定會掉下來，整體的市值並沒有變，把盈餘保留起來不配發，其實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差別而已，實際上投資人並沒有損失，而且公司的價值也沒有減少，很奇怪為什麼台灣的投資人不能理解這一點，仍那麼在義公司配多少股？
其實，聯電這項作法已不是頭一遭，早在民國八十七年，華碩電腦就曾經採取出乎市場預期的低配股政策。華碩在民國八十六年每股稅後純益達到二二．七七元，但是八十七年配股時卻只配發三元現金加四元股票股利，在這之前華碩幾乎是每年都高獲利，而且已經連續兩年每一股都配發十五元股票股利，投資人熟悉高股利政策已經多年，遇到低配股當然不習慣，但是，現在再來看，華碩當時的政策的確是對的，因為專業經理人看到公司的盈餘成長性已不若往年，適度控制股本的擴充，對公司絕對有利。
其實不只是股利政策需要檢討，台灣證券市場還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思考。例如，美國規定當公司的股價跌到一美元以下，而且持續達一個月以上，就規定必須強迫下市，這種規定其實也不錯，就我所知，台灣還沒有這樣的制度，結果想下市的公司還無法可循，如果我們的主管機關能夠適時引進這種制度，例如股價低於五元以下一段時間後，就讓公司能夠自動下市，說不定會替很多公司解決很大的問題。
另外，台灣合併、收購的案例也愈來愈多，這是因應國際競爭所展現出來的必然結果，但是有關合併、收購的法案卻付之闕如，如果這些法案無法盡速檢討修訂的話，未來不僅企業的成長會受限，甚至會出現食人魚式的大財團併吞小公司，而且完全無法可管，為企業製造更多問題。
從聯電配股所衍生出來的一些省思，其實也跟我前面所說的「 Life Style 」有一些關聯。過去台灣從未開發國家進入開發中國家，未來也期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但是我們的很多制度仍是早期承襲自日本或美國，可是我們抄到的只是制度的表面，沒有從根本的精神去想，現在則是到了重新檢討的時候，而且未來也必須隨著時代做調整。
在未來最具成長潛力的無線通訊產業，歐洲比其他地區發展得更好。幾年前荷商飛利浦購併美商 VLSI， 這家以發展手機晶片為主的美商公司，研發重鎮其實設於歐洲的法國， 美商德州儀器( TI )目前當紅的 DSP 產品，主力設計團隊也在法國，至於北歐芬蘭有諾基亞、瑞典有易利信，西門子在德國慕尼黑大本營，也有非常傑出的無線通訊人才。歐洲國家注重品質及附加價值的作法，讓他們在無線通訊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回到台灣的話題，最近聯電宣布配股一、五元股票股利，比市場預期水準低很多，又因為和台積電主管有不少的辯論，因此引起許多人的注義。雙方的爭執點有很多，一來一往非常熱鬧，在此我不打算做任何評論，不過，我倒是想針對聯電此次採取低配股的政策，提出一些看法與各位讀者討論。
我認為，聯電董事會這次選擇低股利政策，是善盡對股東責任的作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半導體景氣大好，因此聯電去年獲利很好，但是，今年景氣已明顯轉差，獲利很可能會下滑，如果還是採取高配股的作法，會產生許多不良的後果。
每年結算盈餘，然後隔一年把獲利配發給股東，這種作法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已經運作多年，但是，這種承襲自日本的盈餘分配模式，在台灣愈來愈進化的環境中，卻已到了要檢討改進的時候。如果把台灣的盈餘配股模式與美國的股票分割( split )制度做一個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異。
美國公司的股票分割，是專業經理人考量未來盈餘成長性還會很高，而且當股價又漲得太貴，投資人購買股票的單位成本大幅提高，因此，通常都是採取一股分割成兩股或三股的方式，使股數增為兩倍或三倍，讓投資人在購買每一股的金額能夠降低。
不過，美國公司要分割股票，最重要的前提還是盈餘要保持成長，如果預料未來獲利會衰退，即使去年賺很多錢，專業經理人也不敢貿然宣布分割計畫。
而且，這種制度的運作非常嚴謹，不論是主管機關、企業的董事會或是投資大眾，都對專業經理人產生很大的約束力量，如果專業經理人對未來盈餘預測有太多不實或是違背良心的行為時，不僅主管機關會有處置，企業內的董事會甚至還會請專業經理人走路。
反觀台灣的配股模式，不像美國分割成兩股或三股，反而是賺多少錢就配多少錢，配發○．一元或○．二元股利的情況也很常見，這種配股的邏輯是賺多少就配多少，很少參酌景氣的變化，也因此很多公司股本大幅膨脹，達到很難控制的局面。
盈餘一定要分配的觀念，其實是源自傳統產業。過去傳統產業透過資產重估，資產的價值增加，就配發股利給股東，其實，即使資產增加了，若公司的盈餘沒有提升，依然不應該配股給股東，甚至還有拿資本公積出來配的，資本公積是股東現金增資的錢，可是公司卻把股東的錢又拿出來配給股東，股東給公司錢，公司卻給股東一堆股票，這與配發股利的原義差很遠，如果經理人又沒有為公司創造出盈餘，這種作法和一些公司亂花股東的錢有什麼兩樣？
對於投資人來說，參與除權當然一定是希望能夠填權，但是，「除權一定代表填權」的預期，卻是一個迷思，尤其是公司的獲利沒有繼續成長時，不僅不會填權，甚至還有可能貼權。聯電勇於把配股的幅度降低，雖然引起外界很多不同的反應，但對於股東善盡專業經理人責任的表現，卻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其實，投資人根本不需要在義公司配發多少股利，因為這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個改變，所有人都知道，除權當天股價一定會掉下來，整體的市值並沒有變，把盈餘保留起來不配發，其實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差別而已，實際上投資人並沒有損失，而且公司的價值也沒有減少，很奇怪為什麼台灣的投資人不能理解這一點，仍那麼在義公司配多少股？
其實，聯電這項作法已不是頭一遭，早在民國八十七年，華碩電腦就曾經採取出乎市場預期的低配股政策。華碩在民國八十六年每股稅後純益達到二二．七七元，但是八十七年配股時卻只配發三元現金加四元股票股利，在這之前華碩幾乎是每年都高獲利，而且已經連續兩年每一股都配發十五元股票股利，投資人熟悉高股利政策已經多年，遇到低配股當然不習慣，但是，現在再來看，華碩當時的政策的確是對的，因為專業經理人看到公司的盈餘成長性已不若往年，適度控制股本的擴充，對公司絕對有利。
其實不只是股利政策需要檢討，台灣證券市場還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思考。例如，美國規定當公司的股價跌到一美元以下，而且持續達一個月以上，就規定必須強迫下市，這種規定其實也不錯，就我所知，台灣還沒有這樣的制度，結果想下市的公司還無法可循，如果我們的主管機關能夠適時引進這種制度，例如股價低於五元以下一段時間後，就讓公司能夠自動下市，說不定會替很多公司解決很大的問題。
另外，台灣合併、收購的案例也愈來愈多，這是因應國際競爭所展現出來的必然結果，但是有關合併、收購的法案卻付之闕如，如果這些法案無法盡速檢討修訂的話，未來不僅企業的成長會受限，甚至會出現食人魚式的大財團併吞小公司，而且完全無法可管，為企業製造更多問題。
從聯電配股所衍生出來的一些省思，其實也跟我前面所說的「 Life Style 」有一些關聯。過去台灣從未開發國家進入開發中國家，未來也期望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但是我們的很多制度仍是早期承襲自日本或美國，可是我們抄到的只是制度的表面，沒有從根本的精神去想，現在則是到了重新檢討的時候，而且未來也必須隨著時代做調整。
從許多事情發生的處理方式，我覺得所謂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主要差別，事實上在於整體系統運作是否上軌道的差別，而未必只在國民所得的多少而已，在歐美很多已開發國家中，基本上整個社會已不覺得賺錢最重要的目標，而是追求制度與系統的上軌道，以及社會整體全面的均衡發展。
(蔡明介是智原科技公司董事長，電子郵件為 m_k_tsai@mtk.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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